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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昆曲是世界级的艺术

2015年04月07日 08:57:03  来源:中国广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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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寻找民族文化DNA塑造艺术精品

  白先勇,1937年生于广西桂林,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之子,中国当代著名作家。1961年大学毕业。1963年赴美国,到衣阿华大学作家工作室研究创作,1965年获硕士学位后旅居美国,一直任教于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散文集《蓦然回首》,长篇小说《孽子》、《游园惊梦》等。多部作品被改编成电视剧、电影、舞台剧。近年来自称为“昆曲义工”,全力置身于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戏剧艺术昆曲的保护和弘扬,广受赞誉。2014年岁末,适逢青春版《牡丹亭》演出10周年和苏州中国昆曲剧院落成庆典之际,记者在昆曲艺术的发源地采访了白先勇先生。

  记者:青春版《牡丹亭》,已经连续演出十周年,这样一个传统的艺术形式,在这样一个以现代化为主要价值支撑的社会,得到大家的持续追捧,这是一个艺术现象,更是一个文化现象。

  白先勇:青春版《牡丹亭》的确构成了一个文化现象。除了京津沪,我们走到了兰州、西安、大连、厦门、桂林等东西南北不同的地方,跨越了很多不同的地理文化空间,去了30多所高校。在厦门大学,舞台后面挂一个简单的背景,谈不到什么灯光舞美,竟然有4000多名学生来观看。中国科技大学,全部是理科学生,本来是1500多人的礼堂,结果有近3000人观看,静静地连看3个晚上。在南开大学,剧场内水泄不通,剧场外还有500多个学生叫嚷着要进来,校方被迫加强了安全方面的戒备。当然在英国、美国,反映也很热烈,但那是有异域文化的新奇的审视。在台湾、香港和大陆的这些地方,这种热烈的反馈具有不同的意义。这样一种古典的艺术形式,缓慢、沉静、优雅和现代文化的急躁、快速、感官刺激,完全不同,却引起了大家,特别是青年观众的自发的热烈的关注。这不应该是偶然的,的确值得我们反思。

  在我认为,这个戏勾到了这个民族文化的DNA——一种潜伏在中华民族心灵深处的集体记忆。这种内容,这种表情的方式,人们似曾相识,但却暌违已久。大家在阅读《红楼梦》、唐诗宋词等的时候,也许已经积淀了这种意识,但是通过昆曲这种极致的艺术形式,大家才可以在舞台上活生生地看到,于是产生强烈共鸣。当然,我们在最初的宣传上,的确做了很多努力。但是如果这部戏没有足够精彩,没有在一个特殊的文化境遇中呈现,不可能维持这么长久。

  记者:您所认为的特殊的文化境遇,指的是什么?

  白先勇:中国以前一直是两种文化传统,一种是精英的士大夫的文化,另外一种是农村和农民的文化。1949年以后,因为时代性的原因,精英文化被压制。自发的底层的农村文化,当然有着很强的生命力,有自身的艺术价值,但是如果把这种艺术形态,政策性地放置到艺术的中心,并为政治服务,我们统一的艺术细胞自然就不完整了,就被削弱了。

  开放以后,每个人内心深藏的对美的追求,中国式的美学追求,重新凸显。尤其是现代知识分子,在内心是有这种文化上的牵动和渴求的。但是1949年以后,这套东西事实上被压下去了。青春版《牡丹亭》的上演,正好赶上改革开放以后,有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的大范围的出现。在东西方交流和比较的背景下,他们在思考,在寻找,中国人内心的文化构成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像芭蕾舞对俄罗斯人,歌剧对意大利人,莎士比亚戏剧对英国人一样,中国人用什么艺术形态来对应呢?

  到博物馆去,玉器、青铜器、陶瓷,我们有很多静态的展示,但是有生命的、活着的,可以感受的艺术形式我们是匮乏的。我们有很多戏曲样态,但是能够在世界艺术的殿堂中,拥有一席之地的,我们几乎没有。如果有,昆曲就是。对我来说,每一次昆曲的演出,就是青铜器的展出,就是兵马俑的展出,而且这种活生生的舞台艺术,更能直接冲撞人的内心世界。

  记者:为什么您认为昆曲是世界级的艺术?

  白先勇:昆曲是中国美学理想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古典文化高度发达的产物。昆曲出现在明代,这是中国文化极度绚丽、极端成熟的朝代,在苏州出现吴门四学士,出现昆曲,再延伸到后来古典小说《红楼梦》的出现,都是一脉相承的。我一直认为《牡丹亭》是上承《西厢记》,下启《红楼梦》的。

  记者:即使昆曲具有这样崇高的地位,它毕竟是传统的艺术,今天对如何承接传统,人们会产生不同的甚至极端的看法。青春版《牡丹亭》在这方面进行了怎样的探索?

  白先勇:从19世纪开始,经过新文化运动,经过革命文化的洗礼,一种达尔文式的社会观影响深广,我们认为传统就是落后的,一味追求进步,简单地以时间界限图解文化价值和意义。事实上,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意大利的家具、服装设计,如今是世界一流的。我去佛罗伦萨,看过他们博物馆的雕塑,然后看他们的设计展,明显感到他们其实就是把古典的元素进行了新的融合和转化,他们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引领潮流的。现在我们有了文化的危机意识,但是如果不从传统出发,我们就只可能是照抄和模仿西方,这种照抄的结果是我们总比人家差,顶多也就做到二流。我们的教育史,几乎就是追赶西方的奋斗史,追得气喘吁吁,还成绩平平。我们这部戏所努力的,或者说最大的成就就是如何把古典和现代结合起来,进行耳目一新的呈现。

  记者:青春版《牡丹亭》尽管立足于传统,比如邀请了昆曲名家担任艺术指导,但是其舞台呈现却具有青春时尚的气息,这一点是如何把握的?

  白先勇:秉持传统,并非故步自封,现代的技术、现代的材料、现代的环境,都要用到,但关键是如何用,用什么样的审美标准去用,不为物役。炫目的灯光,缤纷的烟火,并不是我们要的现代,我们要根据剧情、场景的需要,最重要的是根据整体的美学景观,来定位现代元素应用的多少和时机。

  尊重和继承传统也不是墨守成规。我们对昆曲的基本规程是有所突破的。比如上下场,我们有27折,如果演员上下场都是一种套路,那会非常呆板和乏味。我们就采取了左、右、中间等多种上下场的方式,相互掺插,效果很好。《离魂》一场,杜丽娘从中间走上去,拖着着长长的红绸袍子,走到舞台正中的最深处,回眸人间,这完全是现代舞台剧场的手段,但是我们认为这是合乎剧情和逻辑的。杜丽娘仍然深怀着对人间的百般眷恋。这个鲜艳的绸带,正是她对人世的热情和深情。花神的一段戏,我们的舞蹈设计是“云门舞集”的创办人林怀民先生,他是台湾一所大学的舞蹈系主任。服装是找台湾中影制片厂的厂长、金马奖主席、大导演王童给我们设计,在舞台上美轮美奂。他是电影导演,对演员服装在舞台上的最后呈现十分有经验。

  记者:您在青年时期,曾经是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主要倡言人。但是从早年的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到后来的《纽约客》、《台北人》、《游园惊梦》等,再到您亲自领衔打造青春版《牡丹亭》,学者们认为您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回归是连续的。

  白先勇:我在大学时代就受到现代主义的很大影响。当时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办《现代文学》杂志、译介作品、尝试创作,似乎是要在搞一个文艺复兴的感觉。我们不满意那时候的文风,甚至觉得五四文学太浅薄。现在想来,那时候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为什么那时候,现代主义对中国的影响那么大?他们经过战争的摧毁,在文化上已经成为艾略特所描述的“荒原”,我们其实也一样经历了战争的浩劫。

  1963年,我来到美国学习,后来留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这种异域生活,一方面使我产生更多的家国忧思,另外一方面,也使得我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文学创作不能远离中国的文化传统。那时候就产生了文化饥饿症,“捧起中国历史文学,便狼吞虎咽起来。”其后创作的小说《纽约客》和《台北人》就开始回归传统了。

  值得一提的是小说《游园惊梦》,我描写了一个昔日昆曲名角的人生体验。早年阅读《红楼梦》,看到“原来是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于断井颓垣”。印象深刻。在小说中我主动地追求昆曲的文学意境和音乐感受,这成为和《牡丹亭》的一个深入的缘分。

  事实上,青春版《牡丹亭》,是两岸三地最大最成功的大型的文化合作,仍然被政治进程阻隔的中华同胞的文化血脉,通过艺术连接起来了。大陆有一流的演员,台湾有一流的观众,香港有一批很好的文化精英。他们相互取长补短,共同成就了这样一个艺术的精品。我发动了台湾和香港一流的书法、绘画、服装设计、灯光设计、剧本改编、创意策划的人才参加创作和传播。

  记者:您从年轻时期,就思考文艺的复兴,很快就是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了,我想知道,今天,您心中的文艺复兴是怎样的?

  白先勇:文艺复兴是有条件的,是需要大量的奠基性的工作的。从大陆来说,人们内心中普遍有这种渴望。但是我们的文化式微已久,我们的成就太有限了,长期以来,西方人在制定文化的标准,我们就是跟着跑。我们应该从教育开始反思,教育中崇拜西方的思想根深蒂固,对自己的文化缺乏自信,甚至自残手脚,这怎么能够培养大家呢。现在我们也有一些在国际上很受追捧的文化名家,包括郎朗、李云迪这样的艺术家。但是别忘了,他们的成就是对西方文化的贡献,而且他们的艺术造诣跟西方的一流大师也难以相提并论。我们的音乐很久没有人做,乐器也缺乏新的发明。民俗的东西我们当然还有,但是,这不够。必须有国家性的、民族性的大型的艺术样式出来。昆曲是最丰富的一笔音乐遗产,它有1000多个曲牌,同一个曲牌在不同的剧目中,也有很大不同。昆曲的音乐放在今天仍然美不胜收。奥地利有一位音乐家,一直是青春版《牡丹亭》的粉丝,他说昆曲的音乐风格,大致相当于巴洛克或者巴赫的音乐风格。美国密歇根大学的林萃青教授,学习了半辈子西方音乐,现在回头研究起了昆曲音乐。

  所以,我们应该反省。我们的绘画,多么了不起的大传统,但是我们把自己的传统丢掉了,学习西方的油画、素描,我们学不过人家,人家也是有几千年的传统的。要了解,可以受他们的启蒙。但是他们的文化内核,你是学不来的。西方几千年的伟大的成就,我们怎么可能一下子学到人家的精髓?而且两种传统难以比较,香蕉比橘子,怎么比?再比如,书法,是最抽象的艺术,是线条的艺术。中国文化是线条的文化,我们的建筑、桥梁是线条文化,其实昆曲也是线条文化,身段、水袖都是线条。我们对线条非常敏感。台湾前些年居然把书法课抛掉了,反倒是日本、韩国把中国书法当回事。

  记者:大陆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您和大陆的合作比较早,而且很深入。创造一个理想的艺术作品,其实要面临很多困难。支撑您的深层动力是什么?

  白先勇:对于大陆的文化圈来说,我是一个外星人,对这里的很多规矩,我不了解,也不懂,我也就无所谓遵守了,这当然同时意味着各种困难。但我是一个中国人,大陆同样是生我养我的地方,这里的文化同样是我的文化。我的根在这里,这个文化之根,我当然希望它越来越好,只有这样这个民族才有希望。

[责任编辑:段雯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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