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几十年的隔阂已经使共同的汉语言演变出一些差异。图为在台湾书店里的内地游客。
台湾中华语文研习所董事长何景贤，手捧两种版本的《两岸现代汉语常用词典》。
中新网11月11日电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司长王登峰在接受香港《文汇报》访问时表示，两岸合编《中华大辞典》主要将以民间方式进行，届时将推出简体字括注繁体字以及繁体字括注简体字两个版本。另有消息人士透露，预计该项目将于年底启动。
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共同建议7月份曾就两岸合编《中华大辞典》达成初步意向。王登峰表示，大陆方面已经作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将主要以1996年两岸合编的《两岸现代汉语常用词典》为工作基础。两岸有关部门达成一致后，预计一年内便可推广使用。而《两岸现代汉语常用词典》的组织投资人、台湾中华语文研习所董事长何景贤在接受专访时给出了保守的估计—预计三年可成书。他已经向有关部门推荐了多名两岸辞书编撰知名专家。
王登峰告诉记者，对于编撰《中华大辞典》的工作，很多民间组织，包括学术组织、大学都很积极，也有了初步方案。目前计划还是由学术组织来做，大陆方面将组织几十名涉及两岸辞书编辑、语言文字应用方面的专家组成专家组研究具体操作问题。对于将花费多少资金的问题，王登峰表示，这需要相关部门统筹，教育部并未掌握具体资金投入数目。
对于《中华大辞典》的编撰，两岸均表示出了极大诚意。马英九在6月初表示，希望两岸能够在这方面达成协议。国台办对此作出正面回应，表示如何使两岸民众在文字使用上更方便交流，专家学者可以积极探讨，充分论证。
何景贤指出，大陆与台湾近年来在用语上的差异，虽然未构成太大的交流困难，但还是需要重视。因此编撰《中华大辞典》应尽可能充分收集两岸分治以来出现的新词汇，以方便两岸文化交流。
大陆著名的辞典编撰专家李行建认为，《中华大辞典》的编撰不应仅局限于反映两岸文化的差异，还应该使其成为反映两岸学者当代汉语研究水平的工具书，尤其是在释义上应该做得更好。此外，他认为，辞典应该有大华语圈的视野，考虑到全球各地华人的使用、需求以及外国人学汉语的需求，凸显其学习型词典的特色。
关于是次两岸合编《中华大辞典》将存在哪些难点，何景贤表示，可能存在民间合编如何选取最权威专家、资金从何处筹集、海内外华人意见如何征集这三大难点。
何景贤认为，资金筹集是最大的难点，民间很难有人能承担筹措大笔资金编辞典的大任，最后还是需要政府的支持。大陆方面应该没有问题，最令其担忧的是台湾方面的资金如何得到保障。按照其以往编书的经验，只有资金一步到位，辞书才能如期面市。而编撰者是否权威，这需要两岸业界共同慎重推选。在广征海外华人的意见方面，工作量也相当庞大。
另外，业界人士普遍认为，合编《中华大辞典》还应考虑到如何促使两岸文化自然融合的问题。有语言研究者以“差饷、薪金、工资、薪水”一组词语为例指出，在不同的地区这些词语同时被使用，这类词语使用的差异性并不会对交流沟通造成不可逾越的障碍，相反还丰富了汉语的表达，因此不应硬性规定哪一种用法更好。
两岸合编《中华大辞典》的消息传出后，何景贤即给马英九写信称，两岸汉语词典编撰工作并非空白。十多年前，北京语言大学与台湾中华语文研习所在共同教授对外汉语的过程中，发现两岸几十年的隔阂已经使共同的汉语言演变出一些差异，于是两岸语言研究者商议合编一本《两岸现代汉语常用词典》，这既方便教学，也对两岸文化交流有所裨益，同时也是对两岸汉语现状、演进的呈现与记录。
当年专家学者以民间形式出版一本两岸汉语辞典并非易事。何景贤告诉记者，编撰工作从1996年开始，至2000年春完成，由北京的专家负责组织、撰写、修改和编审工作，其间稿件多次修改并送台北编辑部，双方共同审读、修改、补充，直至双方共同认可。
此外，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的《大陆及港澳台常用词对比词典》是大陆出版社所做的更早尝试。据时任责任编辑的张蝴介绍，词典的编撰源于一些较早从事台湾图书引进工作的编辑人员和语言文字研究专业人员对于港、澳、台语词差异的长期关注，他们认为有必要进行合编。
[责任编辑：徐丽华]
京ICP证130248号京公网安备1101020033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