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商人在明清时期，活跃时间之长、规模之大、资本实力之强、辐射范围之广、从业人数之众、经营项目之多，在中国商业史上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现象。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商人，如范蠡、武士镬。但过去是有商而无帮，没有形成大量的从业人员和大的帮。而在明清时期，恰恰出现了这样的商帮。从业时间之长：山西人从明朝始一直到1929年，驰骋中国商界五百多年，老一代的身影消失了，又出现了新的一代，川流不息。从业人员之众：据资料记载，当年太原府（涵盖了晋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家子弟是在外经商的。举几个数字：1931年东北沦陷后，人们纷纷往内地跑，经过山海关登记时，山西人在东北的总共有17万人，还不包括从其他地区绕道回到山西的。俄国十月革命后，阎锡山接见山西商人代表时，山西商人在俄国还有一万余人。《浮山县志》记载：“浮山人，十之五六在外经商。”刘大鹏在 《退想斋日记》中说，“太原人十之二三读书，十之七八在外经商”。辐射范围之广：形象地说，东到日本横滨、大阪、神户，西到莫斯科、圣彼得堡，北到伊尔库茨克，南到香港、加尔各答，都有山西人经商。日本有大量关于山西商人的资料，东瀛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中关于山西票号的资料就有整整一个展览室。经营种类之多：山西商人主要经营盐、粮、布、茶、票、典、账。举几个主要的介绍。
盐商。山西商人发起自河东盐业。食盐历来是国家专卖的，从桓宽《盐铁论》开始，由于食盐利润非常大，国家严格控制盐业生产和盐业交易，山西商人当年怎么发起来的呢？我们知道，元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匆匆过客，当被赶回蒙古草原后，在蒙古草原上又恢复了金戈铁马，作为一个游牧民族，风调雨顺的时候会跟他人相安无事，一旦遇到水、旱、蝗灾的时候，往往会南下，常常通过右玉打进来，甚至打到太原。当年明朝皇帝英宗带着50万人马御驾亲征，在土木堡就被也先俘虏。但早在这一奇耻大辱之前，明王朝就开始加紧修复长城了。东起山海关，西到嘉峪关，在万里长城设置了九大边镇。这一巨大的防御体系，驻屯的80万民兵每天的吃喝拉撒，军需粮秣消费量巨大，仅靠国家财政经费支出，久而久之国家财力达不到，国家此时就想到了借用民力，号召大家向边关运输军需粮秣，制定政策调动民间积极性，这就是“开中法”。明洪武四年（1371年）出台了“开中法”，号召商人运送粮食到边关去，政府给商人以好处，如果你运来粮食，就开给你盐引（贩卖食盐的凭证），到河东去支盐，国家划定范围，河东盐行销范围主要是晋南地区、陕西南部、河南北部等120多个州县，在那里的销售价格政府不管。食盐利润空间非常大，山西人抓住政策变化这一契机，纷纷北上、南下。由此山西人淘得明清以来第一桶金。“开中法”调动起了大家的积极性，但是久而久之，粮食陈腐，多得吃不了，且河东产盐量有限，逐渐商人手里开始持有大量的空引，在河东兑不了现，成为社会一大弊端。这迫使政府二次改革，提出 “叶淇变法”，商人以后不用向边关运送粮食，可以交银子换取盐引。对于大家手中持有的空引，政府编成十组，分十年一一兑现，每年兑现一组。兑现后，不仅可以在河东支盐，而且可以到全国各大盐场支盐。由此带来山西商人由地域性的商人向全国范围的大进军。在两淮、扬州等地，盐业产量非常大。山西商人、陕西商人和安徽商人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最后陕西商人在竞争中被淘汰，山西商人和安徽商人各不相让、平分秋色。由此山西商人淘得了他们的第二桶金，完成了早期的资本原始积累。
山西盐商文化鼎盛，明清时期有“中国汉学第一人”之称的阎若璩，是太原人，祖上迁居到扬州，他每次考试都要从扬州回到太原府参加科举考试。他著有《尚书古文疏证》8卷，对《古文尚书》辨证128条，指出《古文尚书》25篇均是魏晋间伪作。随着经济的发展，运城逐渐发展起来。运城古名潞村，后来那海德俊将盐运使署移到了潞村，起名凤凰城，至明清时期，由于盐运使署设置在凤凰城，后改名为运城。运城因盐得名，因盐勃兴。清人郭书俊有诗：“居人艳说凤凰城，百货纷纭闹市声，向晚葡萄有酒熟，醉乡有梦不分明。”（刘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