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隆真：宁可牺牲 绝不屈节

“五四”运动时期郭隆真（右三）与参与学生运动的同学们合影。

郭隆真（右）与河北老乡、觉悟社成员、同为妇女运动先驱的张若名合影。

　　策划人语

　　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需要伟大民族精神的支撑。

　　英雄是伟大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是伟大民族精神的榜样和骄傲。

　　这是一块革命的土地、英雄的土地，是“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土地。在英雄辈出的燕赵大地上，面对民族危亡，无数英烈前仆后继，为争取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富强、促进世界和平而英勇献身，他们以鲜血浇灌理想，用生命捍卫信仰。

　　一方方纪念碑，一个个传奇，一段段英雄史，如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炬，激励着燕赵儿女奋斗前行。

　　自本日起，本报推出《弘扬民族精神、奋斗精神——英雄河北》系列报道，回顾我省英雄人物的光辉事迹，展现他们救国救民的赤子之心，回望民族丰碑，守护精神家园。

　　［阅读提示］

　　1931年4月5日，凌晨的济南，夜色苍茫，风中仍夹杂着寒气。山东军阀韩复榘下令处决一批重要“共犯”。在去往刑场的囚车中，22名重要“共犯”一路高唱《国际歌》，歌声刺破夜空，传向天际……

　　这22人中唯一的一位女性，就是从燕赵大地走出去的我党早期的女革命家、北方妇女运动的先驱者和工人运动的卓越领导人郭隆真。

　　1、有新思想的传奇女子

　　郭隆真，原名郭淑善，1894年3月18日出生于河北省大名县金滩镇一个回民士绅家庭。虽然生于19世纪末的中国农村，但从小她就有着追求平等、独立、自由的思想信念，并敢于冲破世俗束缚，做出了许多开全县之先河的事情。

　　她是全县第一位进入私塾读书的女子。

　　郭隆真幼年时，跟随父亲在家学习《女儿经》《女诫》《闺范》等书籍。但不满10岁的郭隆真有一天问父亲：“有《男儿经》没有？为什么这个《女儿经》只让女儿干这干那？”郭父答道：“我国向来男治外，女治内，因为所负的责任不同，所学的东西也就有差别。”

　　郭隆真争辩道：“您经常讲木兰从军、缇萦救父、红玉抗金的故事，古代也不全是这样呀。男儿能干的事，女儿也能干。”开明的父亲认同郭隆真的话，也看到了女儿的志气，便允许她去当地私塾旁听。

　　1909年，15岁的郭隆真小学毕业。鉴于当时全县尚无一所可供女子就读学校的状况，她和父亲一起在家中开办了一所女子小学，取名为“元城县（大名县旧称）第一女子小学堂”。这是大名县历史上第一所女子小学，也是我省农村的第一所女子小学。

　　1912年，父女办学的事迹得到省政府肯定，学校被迁往大名县城，改为“大名县第一女子高等小学”，郭父被请去任教。

　　她是第一位为自己重取名字的女性，以改名明志。

　　郭隆真最初的名字并非“隆真”，而是“淑善”。但自幼以秋瑾为榜样自勉的她，随着年龄增长，感到“淑善”这个温婉的名字与轰轰烈烈的大时代并不合拍。为了表达争取自由、解放的理想，她先后改用“嵌浚”“隆贞”等名字，但并不满意。后来，她反复斟酌改名“隆真”，意为“从落后中隆兴崛起，冲破封建礼教束缚，勇敢追求真理”。

　　她不仅通过改名表达志向，还拒绝缠足，并积极动员其他女孩子也不缠足。“妇女缠了脚，就是带上了镣铐，手不能提，肩不能挑。妇女要解放，就得砸毁镣铐，把脚解放了。”她认为。

　　郭隆真为反对女性缠足鼓与呼的背后，更有着忧国忧民的朴素情怀和远大抱负。她说：“我们中国有一半女子，一半男子，整个国家就像一个人，把一只脚裹成残废，只剩一只脚还怎么走路？怎么劳动？国家咋能富强？”

　　女性的解放关乎着国家的希望，这样的信念成为郭隆真日后转变为坚定革命者的思想基础。

　　她还是当地第一位反抗包办婚姻的女性，婚礼成为她宣传女性解放的讲堂。

　　外出求学后的郭隆真，决意投身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为此她与家族包办婚姻一刀两断。

　　1917年夏，面对家族婚约中男方的多次催婚，她回到家乡，“同意”结婚并“约法三章”：坐亮轿（轿子不遮花门帘）不坐花轿，以示平等；穿便装不穿花衣，以示革新；亲自在阿訇面前写“依扎布”（结婚祝词），以示平权。

　　结婚当天，郭隆真留着短发，一身学生装，看热闹的村民倍感新奇。她落落大方面向乡亲们开始演讲：“乡亲们，我们中华古国目前是山河破裂，列强欺凌，大好河山正在被瓜分。国家要富强，必须大办教育，为振兴家乡教育事业，我决心再赴天津读书，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她把婚礼变成了宣传妇女解放、婚姻自主、救国图强的讲堂，一席话后转身离去，不想被婚姻束缚理想的郭隆真，终身未嫁。

　　1944年，时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刘少奇，在谈到郭隆真抗婚一事时评价：“隆真同志掀开花轿门帘，把封建传统旧礼教一手抛开，没有极大的勇气和反抗精神是做不到的。”

　　2、领导学生运动的爱国青年

　　1913年，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到大名招生。因办学有功，经县政府举荐，郭隆真考入这所学校。全新的天地，给了郭隆真更大的思考和活动空间。

　　第一次远离家乡，19岁的郭隆真对未来充满理想和希望。但是，去往天津的路上，郭隆真看到因军阀混战和自然灾害而外出逃荒的人们，心情非常沉重。她为乡亲们的命运焦心，为国家的前途担忧，不禁哼唱起秋瑾作的《勉女权歌》：吾辈爱自由，勉励自己一杯酒；男女平等天赋就，岂甘居牛后？愿奋然自拔，一洗从前羞耻垢，责任在肩头，恢复江山劳素手。

　　在直隶第一女师，性格直爽、为人憨厚的郭隆真，与刘清扬、邓文淑（即邓颖超）、张若名等同学成为亲密学友。

　　郭隆真在天津求学时的中国，内忧外患，已经难以安放下一张安静的课桌。

　　孙中山正在发动二次革命，工人运动方兴未艾，罢工运动此起彼伏；陈独秀在北京通过《新青年》杂志继续提倡民主、科学，反对迷信复古，尖锐地揭露和抨击时政，号召人民起来斗争；周恩来在天津南开中学组织“敬业乐群会”，创办《敬业》会刊，号召爱国青年奋起救国，拯救民族危机。

　　这些进步刊物和思想深深地吸引着郭隆真，如饥似渴学习知识的同时，她经常和邓文淑、刘清扬等探讨国家大事，为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而忧心。

　　天津人民反对“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的斗争，让年轻的郭隆真看到了民众的力量和斗争精神，也使她逐渐意识到，靠软弱乞求摆脱不了压迫，只有坚决地反抗、斗争，才能争得自身的自由和解放。她曾对妹妹郭淑文说：“如今国难当头，社会黑暗，我宁愿舍生取义，也不能甘当亡国奴！”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郭隆真在天津积极响应。她和邓文淑、张若名、刘清扬等同学分头联络发动天津各女校的学生，成立了有600多人参加的“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选举刘清扬为会长，张若名为评议部长，郭隆真和邓文淑为演讲队长兼评议委员。

　　以此为起点，郭隆真逐渐成长为北方妇女运动的先驱者。

　　“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提出“爱国不分男女、救国不能后人”的口号，在大街闹市散发传单，进行演讲，举行示威游行，成为天津“五四”爱国运动中的一股强大力量。一时间，女师成为天津市妇女爱国运动的中心。

　　在斗争中，郭隆真、邓文淑等人和周恩来经常在一起开会，发起组织“天津各界联合会”，领导爱国运动，也建立了革命友谊。每次游行，郭隆真总是活跃在前，奔走联络，组织能力极强，成为当时天津妇女运动和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人。

　　在五四运动中，郭隆真曾三次被捕。一次次入狱，不仅没有使郭隆真畏惧退缩，反而使她的意志更加坚强，斗志更加旺盛，信仰更加坚定。

　　1919年9月，第一次被捕出狱后，郭隆真意识到组织凝聚力对开展爱国运动的重要性，和周恩来等学生运动的领导人共同商议，“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和“天津学生联合会”应该更紧密地合作，共同行动，尽快成立一个更严密、更有力的核心团体。

　　1919年9月16日，周恩来、郭隆真、刘清扬、邓文淑等人举行会议，确定了一个新团体的成立——觉悟社。会议明确了新团体的宗旨、任务、参加条件、组织形式，并决定出版《觉悟》杂志。

　　觉悟社的成立，标志着天津青年运动进入新阶段，作为我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启蒙组织之一，觉悟社在我国北方革命斗争中发挥了先锋作用，其成员后来绝大多数都成为共产党员和党的重要领导人。

　　在国内外的学生运动中，作为觉悟社的主要创立者郭隆真，也逐渐开始了从一位爱国的热血青年、民主主义者，向无产阶级革命者、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3、追求真理的共产主义战士

　　五四运动前后，许多爱国青年受十月革命影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去信心，希望找到一条更加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1920年底，觉悟社考虑到郭隆真多次被捕，容易引起敌人注意，便安排她和周恩来、刘清扬、张若名等赴法学习。

　　1922年6月，以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在巴黎西郊布隆涅森林中诞生。在法期间，周恩来经常向郭隆真介绍国内外形势，探讨马克思主义，交流学习和斗争心得，希望她早日成为一名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

　　1923年，经周恩来介绍，郭隆真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她也是我省的第一位女共产党员。

　　遵照党组织安排，1925年5月郭隆真回到北京工作。当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郭隆真公开身份是协助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妇女部工作，同时担任西郊香山慈幼院党的地下领导工作。

　　1927年春，北伐革命军攻占南京，北洋军阀政府向革命力量疯狂反扑。当年4月6日，郭隆真因在缦云女校掩护其他同志撤退而被捕。敌人在一无证据、二无口供的情况下，判处了郭隆真12年有期徒刑。幸运的是，张作霖不久被逐出关外，经过一再大赦和减刑，1928年郭隆真被释放。

　　然而，出狱后的郭隆真却与党组织断了联络。因在上海偶遇邓颖超，才跟组织又接上了关系，郭隆真主动要求党组织给她分配任务。1928年，郭隆真被党中央派往东北开展工作。

　　到东北后，郭隆真按照中共满洲省委安排，去哈尔滨中东铁路三十六棚总厂，以家庭妇女面貌配合地下党员开展工人运动。在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下，她和工人们组织了“失业工人复工团”和“失业工人后援会”两个团体，揭露国民党反动派阴谋，取得了反裁工斗争的胜利。

　　1930年左右，鉴于青岛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中央又安排郭隆真到青岛工作，担任中共山东省委委员、青岛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重建党组织，恢复党的工作，开展工人运动。

　　在青岛，她先后化名“张李氏”和“张马氏”，扮成工人到工厂上班做工，深入了解工人所思所想，用上海工人大罢工的事例来启发大家团结起来进行反帝爱国斗争。

　　在郭隆真领导下，青岛不仅恢复和健全了党的组织，创办了《红旗报》《海光报》等刊物，还连续爆发了纺织女工、烟厂工人等罢工斗争，成为当时全国工人运动最活跃的城市之一。

　　青岛革命形势的恢复和发展，使山东军阀韩复榘大惊失色，他大开杀戒，青岛顿时一片腥风血雨。

　　1930年11月2日，郭隆真不幸在一个工人家中被捕。青岛警察局连续审问多天，却连郭隆真的真实身份都没弄清，只好将这个“无业游民”张马氏，当成是“煽动工潮的共党重要分子”送往济南交差。

　　郭隆真被押解到济南后，韩复榘下令连夜审讯。郭隆真咬紧牙关、一言不发。敌人对她施以种种酷刑，皮开肉绽、鲜血淋漓。无计可施的敌人对她说：“只要你说出共产党的秘密，便可获得自由。”郭隆真只坚定地回复了八个字：“宁可牺牲，绝不屈节！”

　　然而，在没有任何口供和证据的情况下，韩复榘仍下令处决“张马氏”等一批重要“共犯”。

　　1931年4月5日凌晨，郭隆真、邓恩铭、刘谦初等22名同志，被从济南第一监狱押往纬八路刑场。郭隆真昂首挺胸，毫无畏惧。行刑前，刽子手问：“你还有什么要说的？”郭隆真高呼：“革命胜利万岁！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万岁！共产党万岁！”

　　带着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对民族解放的执着追求，这位从燕赵大地走出去的共产主义战士，献出了她年仅37岁的生命。

　　（图片均由省委党史研究室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