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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世纪的分离,永远的怀念

2016年03月25日 14:36:00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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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尚勇,曾任台湾“教育部”次长、台湾师范大学校长,为国民党终身监委。2015年3月13日在台北逝世,享年85岁。他生前几度应邀率团访问大陆,受到王岐山、胡启立等领导人的会见。他去世后,宋庆龄基金会、山西省对台办等单位发了唁电表示哀悼。近日,其胞姐、93岁的梁尚智口述了这篇纪念文章。

1937年抗战爆发之初,从安徽逃难四川前,全家合影留念,分别为:父亲梁贤达、母亲张秀卿、大舅张祟福(站立者)以及梁尚智、梁尚仁和梁尚勇三姐弟(从大到小)。 图|口述者提供

  1937年抗战爆发之初,从安徽逃难四川前,全家合影留念,分别为:父亲梁贤达、母亲张秀卿、大舅张祟福(站立者)以及梁尚智、梁尚仁和梁尚勇三姐弟(从大到小)。 图|口述者提供

  战乱岁月

  我父母是山西省定襄县人,十七八岁就结婚了,还是邻村的姨表亲戚。母亲张秀卿出生在一个家境很普通的中农家庭,小时候没有上学,原来不识字,父亲梁贤达后来成了她的老师,耐心教她拼音认字,逐步达到能写简单家信的水平。

  家里曾有过8个孩子,只有我们三姐弟活下来,父母分别取了“智”“仁”“勇”三个字。我们的幼年是在战乱动荡中度过的,全家经常东南西北,搬来搬去。

  我大约4岁时,随母亲从家乡来到山西省太原市。父亲先在私立平民中学兼课,在省立国民师范任教,后来当了校长,共8年。1929年,爸爸初到山西省国民党党部工作时,家住在太原市新民街的平房。有十几家全部是一模一样的小院和相同的院门。我刚上小学,很长一段时间放学回家记不住家门。后来家里人为让我辨认,特意在门口挂上一个红布条。

  当时,正逢阎锡山、冯玉祥间军阀大战。国民党转入地下,时任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执委兼宣传部长的爸爸常常是东躲西藏,家里也跟着不得安宁。记得全家一度迁到天津市的英租界,并改姓魏。返回太原后,爸爸有一次被绑架,而且被人打伤,住进医院。

  由于山西的工作无法开展,1934年2月,父亲被调往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工作,我们全家又搬到安庆市,住在一栋二层小楼的两间房内,条件比较简陋,其中有一间还是公共区域,别人到阳台晒衣服,要经过我家的过道。南方本来就潮热,我们住进来时,正赶上近年最热的几天。家里就在天花板的架子上拴了若干条一米多长的布带子,通过两根绳子拽来拽去,布带子就会飘动起来,带来些风。我们晚上睡在竹床上,完全靠家里大人轮流坐在床旁,辛苦一夜,不停地拉动着这个土风扇。

  过了一阵,我们才搬了家。这显然是有钱人家的院落,楼上有6间卧室,楼下的两个大厅足有50多平方米。院子里种着十几棵树,有苹果、石榴、香椿、枇杷、杏树。几棵白茉莉根深叶茂,从楼下沿着墙爬到楼上,香飘满院。秋令时节,各种颜色的盆栽菊花摆满了阳台。一群群的鸟儿结伴在庭院里飞来飞去,真有点鸟语花香的味道。尚勇与小朋友们常高兴地在院里戏闹玩耍。

  这个时期,是战前家里生活最为顺畅幸福的一段。来的客人也多,几家国民党内的老乡熟人从南京、山西躲至此处借住,常见妈妈与她们打牌。南方的饮食与北方不同,常常吃鱼虾。尚勇吃不惯海产品,还有一次便血,爸妈发现后,情急之下送进医院,幸好没有大碍,很快就康复了。

  我快上中学的时候,发生了“西安事变”。之后,“七七事变”爆发。父亲出差在湖北,不能留守在家人身边,只能着急地四处打听,如何妥善安置我们。不久,只有一两岁的小妹妹得了急病,因兵慌马乱无法及时医治而夭折,父母对此非常伤心。后来家里决定,由大舅领着我们,随人群走长江水路前往四川。

  全家5口人好不容易挤上了一艘客轮的三等舱位,经九江、武汉、宜昌到了宜宾。因没有买上大船的票,一家人只好换乘到一只木船上,在江中停留了一夜。就这样,历尽艰辛,到了重庆。我们先在父亲朋友家挤着住了几夜,后在重庆上清寺附近一栋三层楼的一间阁楼里住了下来。阁楼只有半扇小窗,开在别人屋顶上,不见阳光,又潮又暗,满屋子的怪味儿,成群结队的大老鼠在楼里日夜奔跑乱窜。我进入了一所私立中学,学校离家远,我住校,每周由大舅接送上学回家。这段生活是我一生中最为艰难困苦的一段。

  不久,父亲终于也来到四川,全家又团圆了。他先在乐山新创的国立中央技艺专科学校担任训导主任,后到了重庆,被教育部聘为专员,在秘书室工作。我的学校也迁到了夹江,离家几十里路,只能学期放假时才能回家。这期间,因反对校领导的贪污,学校闹学潮。学校开除了几个领头闹事的学生,我也受到“留堂查看”的处分。

  爸爸具有典型的北方人性格,耿直木讷,很不爱说话,常一个人关在自己的屋里看书。在我的记忆中,他从不曾与母亲发生过争吵,也从没有对我们说过一句重话,更没发过脾气,妈妈更有个“阿弥陀佛梁太太”的尊称,对人善良乐助。家里生活虽很俭朴,但井然有序、计划周到,这全靠她一个人操劳。记得她曾卖了块绸料,给我买了件旧花布大褂,还在寄卖行买了一双黑皮鞋,我们姐弟三人抢着换穿。

  初到乐山时,我和尚仁妹妹穿的都是士林大褂,蓝毛衣,提着个小黄书包,当时还挺时髦。有人传说我俩是作家巴金的孩子。我在乐山中学读书,尚仁和尚勇念小学。那时候,我们经常遇到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警报一响,大家就急忙披上衣服躲进附近的防空洞。有一次,不到两个小时,日军就将乐山城区炸成一片废墟。听同学说,重庆市朝天门一带的江水都被染成了红色,尸体一片。

  在乐山我考上了东北大学,爸爸亲自送我到学校所在的三台市,并请学校山西同乡会的同学们吃饭,希望能关照我。校内大多数同学是东北人,深受日本侵华战争之害,校内的抗日情绪高涨,组织了各种活动。

  1945年,抗战胜利。爸爸随教育部迁回南京,一家人住在日本人留下的一处四合院里。他嘱咐我:“要听从学校的安排,什么政治活动都不要参加。”尔后,学校发生了同学被杀的命案,搞得人心惶惶。托爸爸的朋友好不容易买了船票,我从重庆回到南京。终于从几年的战乱中熬出,见到久别的亲人,激动之情可想而知。

  1946年夏天,爸爸的老乡、小学同学胡仁奎叔叔带全家暂住我们这里,还跟有两个警卫员。爸爸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他实际上是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内部、1926年就加入共产党的“红色特工”,在抗战初当过晋察冀边区政府副主任。两家人虽分属国共两派,在一起相处也和和气气,各忙各的,交谈的内容从不涉及政治话题。后来才知,他在南京是直接受周恩来、董必武的领导。解放初,经他介绍,我这个国民党家庭背景的人嫁给了彼此都熟悉的同乡、时任中共太原市委书记兼市长韩纯德。这是后话了。

  11月中下旬,我即随东北大学师生离开南京返回东北复员。临行那天,正赶上到处在给蒋介石做寿,沿街十分热闹。爸爸、尚勇和胡叔家的孩子一同到码头为我送行。爸爸拉着我的手嘱咐:要常给家里写信,不要参与政治活动;今后做个人的人生规划,选择专业时,可以考虑当老师和医生;不要早谈恋爱,要找个各方面较成熟的人。尚勇弟当年十六七岁了,也紧紧握住我的手,一再说:“姐姐,再见!姐姐,注意身体!”

  我们坐的是一艘美式登陆艇,师生们挤在甲板下边的船舱里。刚上船,学校就发给每人一套肥大的黑色粗布棉服。船经上海,入东海、黄海、渤海,经过几天几夜航行,到葫芦岛军港下船,转乘一辆破旧火车,回到沈阳。学校滴水成冰,妈妈知道情况后,马上寄来呢子大衣、自己的皮袍、毛裤等衣物,又几次寄来钱,让我买皮靴等防寒物品。穿上母亲的厚厚的皮袍,暖在身上,也暖在心里。当时,国共内战已全面爆发。学生上课很不正常,学校里两派斗争很激烈。我牢记着爸爸的话,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

  1947年,共产党军队的攻势猛烈,沈阳局势紧张,不少人都忙着往内地跑。爸爸从南京托人帮忙买了两张机票,我和一位同班同学一起从沈阳到了北京,先住在北京的二舅家,比较拥挤。说来真巧,有一天路经北池子66号的国民党机关,我碰见了胡仁奎叔叔家的孩子,胡婶非让我住到她家里。她把我当女儿看待,我也帮她做些家务。尔后,东北大学迁到北平,恢复上课。当时的校园分散得很,我们上课在张自忠路,宿舍在棉花胡同,上下学都要走很远。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东北大学又要迁回沈阳,我没有回去,算是提前毕业了。紧接着,我考入1949年才成立的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迈进这所完全由共产党办的学校。学校有几万人,上课学习的内容大部分是政治书籍。

  那时我得知,爸爸妈妈和尚勇已随国民党政府到了台湾。尚仁妹因在校没毕业,也留在了大陆。

  南京码头一别,这一生,我再也没有见过爸爸妈妈。

2002年,梁尚勇随台湾孔孟学会代表团来大陆做学术交流,与姐姐梁尚智在分别56年后第一次见面。 图|口述者提供

  2002年,梁尚勇随台湾孔孟学会代表团来大陆做学术交流,与姐姐梁尚智在分别56年后第一次见面。 图|口述者提供

  半世纪后重聚

  尽管我是个胆小怕事、较为谨慎的人,但这个“海外关系”的帽子却在我头上戴了多年。特别是在十年浩劫中,我被怀疑是“台湾特务”,横遭批判斗争,强迫劳动改造,吃了不少苦头,还殃及孩子们。

  1981年,我丈夫拿到一份台湾报纸,上面刊登了父亲逝世的消息。他怕我伤心,将其悄悄放在柜顶,很久也没有告诉我。

  1987年,尚勇率台湾代表团赴南斯拉夫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中国新闻社记者拍到他的照片,算是“见了第一面”。

  直到2002年,尚勇随李焕一起率台湾孔孟学会代表团来大陆作学术交流,我们才在离别56年后第一次真正见面。我们把胡婶、二舅等在京的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吃了一顿团圆饭。大家虽已垂垂老矣,拉着尚勇的手,我仍能想起他小时候的样子。

  尚勇弟小我7岁。小时候我们一家人在乱世中东奔西跑,他也跟着受了不少惊吓。记忆中,他是个很爱干净、性格内向、勤奋踏实的孩子。不管住什么房子,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学习用品摆放得整整齐齐,而且不愿意让别人进到他的房间。在乐山时,我们三姐弟做家务是有明确分工的。尚勇负责提水上二楼,因为住人的二楼没有自来水。尚仁妹负责倒马桶,她觉得这活儿不好听,就把分工表偷偷藏在了镜子后面。我负责劈柴,把买来的一尺多长的木头块用斧子劈成小块烧饭用,每次都要备好回校后家里够用的柴。尚勇常过来帮我把劈好的柴整齐码放在小柴屋里,还十分懂事地对我说:“姐姐,我再大两岁,就能帮你劈柴啦!”听罢让人心暖。

  这次访问大陆后,尚勇还来过两次北京、山西。有一次,得知他要去东北考察途经大连,我们老两口特意前去大连等候他。我曾计划赴台探访,因年迈不便,在办理赴台手续的最后一刻取消了这次计划。

  那些年,我们时有通信和电话联系,特别是节假日一定要相互问候,聊聊家常。今年春节我们通话时,还高兴地相约争取机会在大陆见面。真没想到,那次通话竟然成了诀别。尽管他已85岁了,但我对他的离去还是感到很悲痛。

  孩子们赴台奔丧,代表我和尚仁妹两家人送别了尚勇。近两个小时的葬礼在台北的连绵细雨中举行,分为家祭和公祭。首先进行家祭,体现了殡葬礼仪文化的人文魅力;公祭由“监察院”院长为主任的治丧委员会主持,马英九题写匾额“绩学贻范”,气氛肃穆,规格很高。尚勇以他几十年的勤奋学习、不懈努力,真正践行了“诚正勤朴”这四个字,受到人们的由衷敬重和高度评价。他不仅是一位德高望重、儒雅博学的教育家,也是持事公正、作风廉洁的国民党终身监委,我深为有这样一位弟弟而感到骄傲!

  孩子们在台三日,一家人难得相聚,共享血浓于水的亲情。在尚勇修缮一新的“梁家墓园”,孩子们祭拜了从未谋面的姥爷、姥姥,代我实现了70年来的心愿。他们还带回了父亲写的《梁贤达八十回忆简述》的复印件。细细阅读,感慨不已,既更加体味到父母一生艰辛曲折的不易,也为终生没能在父母跟前尽孝而深深内疚,更感谢尚勇一家在台为父母所做的一切。

  或许在另一个世界里,尚勇又与爸爸妈妈喜乐团聚了。愿他们的在天之灵能看到,让一代中国人骨肉分离数十年的历史悲剧,已永远成为过去。(口述|梁尚智 整理|韩凯)

[责任编辑:李瑞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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