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我和侯孝贤导演的三次相遇

　　5月21日，电影《刺客聂隐娘》导演侯孝贤（左三）携主创人员亮相第68届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

　　（作者（左一）和侯孝贤导演）

　　一早听闻侯孝贤导演凭借新片《聂隐娘》，获得第68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于是特将此前写过有关侯导的文章和对他的专访重新编辑，与喜欢他和他作品的朋友分享。

　　作者｜一枚壶见人

　　2011年底，台北又进入每年冬天的绵长雨季。

　　和侯孝贤导演第一次见面，是台湾纪实文学作家蓝博洲大哥相邀，当晚侯导宴请陈明忠老先生和几位艺文界的朋友。值得一提的是，陈老是台湾白色恐怖时代最后一位被判死刑的政治犯，而我大约在十年前就曾听这位老“统派”讲过他九死一生的传奇经历。

　　那晚，台北微雨。华灯初上，我发完稿后匆匆赶往餐厅，在门口遇见侯导和博洲大哥在骑楼下聊天。借着等待其他友人的时间，博洲大哥向侯导介绍了我，随后便寒暄着上了楼。

　　当晚的朋友里，还有和侯导合作多年的台湾电影剪辑大师廖庆松先生、台湾著名建筑学者夏铸九教授、旅法钢琴家黎国媛女士以及几位年轻的台湾电影人。他们彼此都是多年相熟，唯独我一个陌生的“不速之客”。没想到，侯导“偏偏”邀我坐在他的旁边，着实让我受宠若惊。

　　那是一家台北少见的吃涮羊肉的餐厅，老板和侯导也是老熟人，这场聚会就好像在家里一般，格外亲切随意。当天，侯导带了一缸绍兴黄酒，大家围着三口铜锅，场面很快“热气腾腾”起来。

　　席间，侯导和我很自然地聊起了他的童年往事——他的电影代表作《童年往事》，我是看过多遍的，而听他本人述说更多未“入镜”的记忆，一种直照人心的光影感油然而生。

　　那晚，侯导和朋友们穿梭于各种话题之间，从历史到当下，从电影到现实，可谓是烹肉煮酒，纵论人世，好不欢愉。我就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场合和情境之下，和侯导第一次见面，真切感受到这位电影大师的“厚度”与“温度”，还有他邻家大叔一样的亲切、随和与幽默。

　　闲聊中，我提起是否有空做一次专访，侯导的爽快超乎我的预期——就我所知，他已极少接受专访。他立刻让我记下他的手机号，并说时间上还很难说，要我保持联络，随时相约。

　　没隔多久的一天下午，我在外出采访的计程车上突然接到侯导的短信，他说自己正在“台北光点”，问我是否有时间过去聊一聊。于是，便有了第一次正式的专访。

　　我走进“台北光点”二楼咖啡厅的一间小屋时，侯导已经等候在那里。

　　“我要了美式咖啡，你喝点什么？”他起身问道，然后走到门边跟服务生做了交代。

　　在等待咖啡的闲聊时间里，我稍微观察了一下环境，不大的包间陈设简单但有种怀旧的味道，一张原木色的桌子占掉了大部分的空间，三面的百叶窗透进来一点光——我有一丝遐想飘过脑际，这里能拍一段什么样的影片呢？记得侯导的片子里，有过许多窗子的映像，比如《悲情城市》里，几个朋友唱起“流亡三部曲”的《松花江上》时，推开窗子，歌声“仿佛响彻了整个九份山城”。

　　那天的访谈进行了两个多小时，除了我在其后报道里呈现的内容之外，侯导还用了很长的时间“教授”我这个电影门外汉。他举例讲解了一些电影拍摄的手法，认为年轻的电影人不应该满目追求铺张，要更多地着眼于表现真实，专注于讲好故事。

　　或许，我一辈子连一部蹩脚的短片也拍不出来，但从侯导的观点中，我读到了他对电影的诚恳、对后辈的期望，让我对这样一种艺术形式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触发其后更多的观察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