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文化在两岸文化交流中产生的深远影响
随着第三届“中原文化宝岛行”活动在岛内落下帷幕,以彰显中原文化历史的厚重,突出中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文化、源文化这一根本,充分利用河南省丰富的文化资源优势,展示河南作为文化大省的风采,活动取得了圆满成功。活动开展以来,在岛内出现中原文化热,岛内同胞纷纷到河南寻根谒祖,观光旅游,投资兴业,这也充分说明了中原文化宝岛行的成功之处,该活动不仅是服务于中央对台方针大局,而且通过文化交流,切实增进了台湾同胞对中原文化的深入了解和深切感受,进一步增强台湾和河南同根同祖、同源同流、同心同德的认同感。根之相连、脉之相通、文之相同、情之相依的根本事实,也充分说明了台湾与祖国大陆不可分离,大陆人民与台湾同胞不可分离的历史缘源和时代要求。
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灵魂,文化的着力点在“化”字上,文化的力量也体现在“化”字上,要以文化人、以文化物、以文化事、以文化世。文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承载历史、传承人类文明,提供动力、振奋民族精神,创造价值、推动经济发展,提升素质、塑造良好形象,增进共识、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中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中原文化点燃了中华文化的曙光,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主干,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精髓,推动了中华文化的演进,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原文化与台湾文化之间同源同流、同根同脉的密切关系。加强文化交流可以使豫台两地在交流中了解、融合、创新和发展,台湾与河南文缘相承、语缘相同、俗缘相近、神缘相系、史缘相通、根缘相连,这六缘相连,带来两地人民交往不断。台湾与河南文化关联度高、资源互补性强,加强两地文化交流合作,空间广阔、前景美好。积极适应两地人民交往日益密切的形势,推动文化交流深入开展;积极顺应文化经济一体化的大势,推进文化产业合作实现突破;积极把握旅游需求大众化多元化的态势,拓展旅游合作空间;积极发挥教育资源互补的优势,打造更多的教育合作亮点;积极因应信息资源共享的趋势,开辟新闻媒体交流有效途径。
一、打造中原文化知名品牌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指出:“弘扬中华文化,加强精神纽带。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瑰丽灿烂,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宝贵财富,是维系两岸同胞民族感情的重要纽带。”这一重要论述,充分说明了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之所系、脉之所维,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基础。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好胡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河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中原文化建设,着力打造中原文化品牌,以中原文化品牌效应,切实在海峡两岸文化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为祖国和平统一做出贡献。
河南是全国人口大省和历史文化大省,拥有一亿人口,同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无论是在人缘、文缘、地缘上都与台湾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近年来,河南省不断强化中原文化精品意识,充分发挥中原文化在对台工作中的巨大作用,以文化影响力来做好对台工作,着力打造和叫响“河洛文化牌”、“中原文化牌”、 “根文化牌”,以“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中原文化宝岛行”、“固始根亲文化节”、“河洛文化论坛”等活动形式,广泛开展各种文化交流活动,通过多种形式文化交流活动的开展,充分展示厚重远久的中原文化,展现中华民族的根文化,向台湾同胞充分展示中原文化与台湾文化的母子关系、主体与分支的关系,帮助台湾民众进一步理清文化脉络,强化台湾同胞与河南人民的文缘与血脉之情。
中原文化博大精深,包括多种文化元素。以炎黄文化为平台,以姓氏文化为纽带,以戏曲文化、武术文化、宗教文化为主题,广泛开展豫台两地文化的大交流。通过开展“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两岸记者联合采访”、“固始根亲文化节”、“台商河南寻根之旅”、“寻根揽胜中原行”、“中原文化宝岛行”等一系列大型文化交流活动,进一步向台湾人民展示了“根文化”的特殊魅力,拉近了与台湾人民的情感。特别是今年12月中旬,由河南省委原书记徐光春率领的3000人的“中原文化宝岛行”参访团赴宝岛台湾,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文化经贸旅游交流活动,此次活动突出中原文化的独特魅力,通过举办“河南民俗艺术展”、“河南农民画展”,开展大型舞蹈诗《河洛风》、《武林风》演出,以及开展“中原文化宝岛行”文化高峰论坛,向台湾民众全方位多角度展示中原文化的独特魅力,此活动在台湾岛内引起强烈反响,受到了台湾民众的广泛好评。
近年来,我省在由文化资源大省向文化强省跨越过程中,形成了许多文化新品牌。特别是“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实践,已成功地打造为世人所瞩目,为社会所公认的文化品牌。把举办国际少林武术节、河洛文化节、伏羲文化节、洛阳牡丹花会、开封菊花会等知名节会与加强对台工作结合起来,增进豫台人民的交流与沟通,彰显了中原文化独特的魅力。
二、中原文化的精髓及对台湾的影响
(一)河洛文化
河洛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文化,也是台湾文化的根文化。中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母体,中原地区又是海内外华人的主要祖根地,这些赋予了河南丰富的根文化资源,成为海内外华夏儿女魂牵梦绕的寻根谒祖圣地,海外华人来河南寻根祭祖的热潮,也促进了河南的经济社会发展。从地域范围看,河洛文化是指以洛水和嵩山为中心,与今河南省西部和中部地区大体相当的这一地区的文化,而今河南省全部地区可以看作是河洛文化圈。从时间跨度看,河洛文化是一种古代传统文化,上限是史前原始社会,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下限是明清时期。从涵盖内容看,河洛文化包括河洛地区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河洛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要根底和源头。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华姓氏之根。《中华姓氏大典》记载的4820个汉族姓氏中,起源于河南的有1834个,所包含的人口占汉族总人口的84.9%以上。无论是李、王、张、刘这中华四大姓,还是陈、林、黄、郑这南方四大姓,均起源于河南。第二,元典思想之根。河洛文化的思想源头肇始于“河图洛书”,凝结了古代先哲神秘的想象和超凡的智慧。第三,制度礼仪之根。河洛地区最早出现了国家治理的雏形。夏、商、周三代皆在河洛地区建立过国家,创立的各种典章制度和礼仪规范对华夏几千年历史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具有奠基意义。第四,文字文艺之根。历史上的河洛地区首创汉字,并开启中华文学艺术之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属于今河南境内的作品有100多篇,占总篇目的三分之一以上。第五,农耕文明之根。我国农作物品种的出现、农业技术的发明、农业思想的形成,无不与河洛地区密切相关。
历史上,河洛地区的居民因多种原因迁至福建等沿海地区,又由福建向台湾迁徙,河洛文化随人口转迁传至台湾,深刻影响了台湾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台湾大多数人与中原人血脉相袭、台湾文化与河洛文化一脉相承。第一,族群同宗,血脉相连。陈、林、黄、郑四姓的根源均在中原河洛。第二,语言同系,文字相同。台湾方言“言多周秦之语,声含中原之音”。第三,礼仪同承,民俗相近。台湾地区的风俗民情、饮食起居、婚丧嫁娶、节日庆典等习惯,都继承了河洛文化传统。第四,宗教同源,信仰相通。台湾的民间宗教信仰和神像虽直接来自闽、粤,但是追溯历史渊源,又是与河洛宗教文化一脉相承的。
河洛文化是推动中华文明的重要力量,也是推动台湾文明的重要力量。第一,具有原创性,起着开创作用。一方面,河洛文化起步最早,中华文明孕育形成的标志在这里都可以找到。另一方面,河洛文化在多个方面都有创造,不断丰富中华文明的内涵,完善中华文明的体系。第二,具有先进性,起着引领作用。长期以来,河洛文化的发展繁荣程度超过其他区域文化,引领着主流思想的光大、重大制度的形成、文学艺术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成为一种先导文化、强势文化和主流文化,引领着中华文明的前进方向和发展潮流。第三,具有基础性,起着支撑作用。河洛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核心文化,它确立了治国思想、塑造了民族精神、形成了核心价值,处于基石地位,在中华文明进程中起着灵魂塑造和精神维系作用。第四,具有辐射性,起着推动作用。河洛文化作为国都文化、官方文化、正统文化、先进文化、强势文化,在制度规范中推广、在化民成俗中普及、在人员迁徙中传播,具有很强的影响力、扩张力,极大地促进了其他区域文明的发展提升。第五,具有延续性,起着传承作用。河洛文化早期文化延绵不绝、强势地位长期保持、持续影响生生不息,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始终坚韧强固、生生不息,使中华文明传承不止、代代相续。
河洛文化对台湾文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河洛人大量移入带来了当时大陆较为先进的农业、手工业技术和文化传统,加快了台湾地区的开发步伐。第二,影响了礼俗制度的形成。随着河洛人在闽、台的移民扩散,河洛文化的婚俗、丧俗、节庆等民俗也逐渐移入台湾。第三,促进了民众素质的提高。随着大陆士子文人的不断汇集和本地教育的大力发展,以系统化的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在台湾渐成体系,提高了台湾民众的文明水准。第四,繁荣了文学艺术。随着台湾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大批名儒贤士纷纷来到台湾从事文化活动,使台湾文风渐开,营造了台湾社会崇尚文化的风气。
河洛文化是中华民族大团圆的精神纽带,也是加强海峡两岸亲密合作的精神纽带。第一,和合思想一以贯之。和合思想是河洛文化的核心思想,也是中华文化的核心思想。长期以来,和合思想深深渗透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伦理道德、风俗习惯、价值观念中,构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和思想灵魂,成为实现中华民族及海外华人大团结的文化基石。第二,爱国精神世代传承。河洛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爱国精神内容,这种始终流淌在中华儿女血液中、凝结在中华民族历史中的爱国情怀,是中华民族大团结、大发展的强大黏合力和内动力。第三,本根意识历久弥坚。河洛文化强调饮水思源、慎终追远,注重崇拜祖先、依恋故土、桑梓之情,是华人恋土归根的本根意识的精神纽带。河洛文化的本根意识,具有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和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成为从古到今中华儿女团结和谐的源泉。第四,民族认同根深蒂固。河洛文化内含的中华民族的共同信念、内聚凝合的情感心理,融入中华儿女的血液,成为民族归属、民族认同、民族团结的精神基础。河洛文化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两岸同胞血同缘、书同文、语同声、民同俗,这种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成为两岸团结合作的精神纽带,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从河南情况看,作为河洛文化的发源地,近年来我们充分发挥河洛文化的纽带作用,以文交友、以文开路、以文化事,台湾与河南的合作发展迅速,成效显著。
河洛文化的继承发扬需要海峡两岸以史为鉴、以文为媒、以和为贵,共同努力。第一,形成共识。河洛文化还有许多方面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挖掘。双方应进一步加强协同研究,增进沟通交流,开展系统宣传,努力使河洛文化研究和开发达到新的水平,形成同宗同源、相互依存、和则两利的共识。第二,开展共建。我们应以河洛文化为媒介,促进两岸文化互动、共生发展。双方应着力构筑共建机制,形成定期协商合作、共同谋划发展的制度,协调推进重大文化合作项目和重要事宜,共同做好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第三,实现共荣。双方应深化经贸领域往来,抓住两岸实现全面“三通”的机遇,积极完善合作措施,拓宽合作领域,提高合作层次,努力在农业、旅游、能源、高新技术等方面实现新突破,并深化社会领域合作和政治领域沟通。
对炎黄子孙来说,寻根最终要落实到一个祭祀祖先的行动上,而亲自到祖先的陵墓前,或到祖先曾经生活的地方祭拜,则是对祖先祭祀的最好方式。因此,物化的姓氏文化资源才是吸引海外华人前来寻根谒祖的最重要因素。这方面,河南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河南有众多的人文始祖遗迹。黄帝生于华阳(今新郑),今新郑有黄帝故里、始祖山,新密有黄帝宫,灵宝有铸鼎原;黄帝之后颛顼、帝喾皆以河南为主要生活区域,今内黄有颛顼、帝喾二帝陵;河南还是尧和舜生息繁衍的主要地区。同为三皇的伏羲、炎帝也在河南留有遗迹,伏羲居于陈地,死后葬于陈地,今河南淮阳有太昊陵,即伏羲墓。传说中的神农氏炎帝,又名朱襄氏,今沁阳有神农祭天坛、柘城有朱襄陵、淮阳有五谷台。二、河南有丰富的古城古国资源。夏、商、周三代是中国姓氏形成的重要时期,而这三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都在河南,曾有众多的古国建都在这里。三、河南有众多的姓氏郡望地,如荥阳郑氏、颍川陈氏、陈郡谢氏、弘农杨氏、汝南周氏、济阳蔡氏等。四、河南是众多历史名人的祖籍地及生活地。名人是家族的骄傲,他们出生、生活的地方无疑是后人祭祀、缅怀的圣地。五、河南是历史上移民的重要集散地。中国历史上三次最大规模的移民运动中,即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乱后的北人南迁,移民的主体大都来自河南。河南是客家人、闽台人、粤港人的祖根地。而唐代固始人陈元光、王审知兄弟的两次率众入闽,使得固始成了福建、台湾乃至东南亚华人的祖根地。
(二)姓氏文化
姓氏文化,是指与姓氏有关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其内容包括姓氏起源、姓氏流变、家族播迁、名人事迹与遗迹、家谱、宗祠、世系、家训、郡望、堂号、堂联、字辈等等,以及由此形成的尊祖敬宗、报本反始、寻根问祖等族姓与民族文化认同理念。
河南是中华姓氏的摇篮,中华姓氏无论肇始与大量衍生都与中原关系密切。姓氏文化是河南独有的文化现象。姓氏文化:形形色色的姓氏寻根追宗,全不能避开河南。因为《新百家姓》中,有73个姓氏能在河南找到发源地,而且有48个姓氏的主要发源地就在河南。河南处于河洛一带,河洛是黄河与洛水的简称,也指黄河中下游和洛水流域的一些主要地区,是中原地区最核心的部位。这片土地孕育了母系氏族社会最繁荣的代表——仰韶文化,曾经是“人祖”伏羲、炎帝、黄帝、颛顼和帝喾的活动区域,还是夏和商的国都所在地、政治与文化中心,“八大古都河南居半”,无论如何,炎黄子孙的祖先曾经深情地眷念这片土地是毋庸置疑的,河南历史上最辉煌的年代都与姓氏的开端、发展息息相关。正是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催生了这个“大姓的故乡”。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姓氏是区分人类血缘与族群关系的文化符号,一个个的姓氏把一个个不同的家族群体区分开来。对于任何人类个体,姓氏都与生俱来,并将终生相随,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姓氏对于中国人来说不仅仅是一种符号,更是一种代代相传的文化徽章。无论你身处何地,只要见到同姓之人,即刻就会产生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姓氏就像一条无形的纽带联系着同一姓氏的人们。在中国人看来,姓氏是祖宗所赐,是一个人尊严的表现,尊重姓氏便是尊重祖宗和自己。因此,对于一个家族来说,姓氏就是凝聚一个族人的最重要力量。寻根溯源,很多姓氏的根都可以上溯到人文始祖黄帝与炎帝,因此中国人都称自己是炎黄子孙。从这个意义上讲,姓氏也是联系全球华人的重要纽带。
华人祖根大半在河南。中华民族人文始祖,大都出自河南或主要活动于河南;中华大姓除了个别例外,大都发源于河南;中华民族历史上许多著名人物出自河南。可以说,中华民族的血脉之根在河南。
研究表明,在有来源可考的4820个姓氏中,起源于河南的姓氏共有1834个,占38%。在按人口多少排列的占汉族人口90.14%的前120大姓中,全源于河南的姓氏有52个,即李(鹿邑)、张(濮阳)、陈(淮阳)、黄(潢川)、周(汝南、汝州、洛阳)、林(淇县、洛阳)、何(信阳、洛阳)、宋(商丘)、郑(新郑、开封)、谢(唐河、南阳)、冯(新郑、荥阳)、于(沁阳)、袁(洛阳、巩义)、邓(邓州)、许(登封、许昌、鲁山)、傅(安阳)、苏(温县)、蒋(淮滨)、叶(叶县)、阎(洛阳、荥阳)、潘(固始、洛阳)、戴(商丘、民权)、夏(巩义、淮阳)、范(范县)、方(禹州、洛阳)、石(淇县、洛阳)、姚(范县)、廖(唐河、固始)、孔(新郑、商丘)、康(禹州)、江(正阳)、史(新郑)、邵(汝南、安阳)、段(辉县)、雷(禹州)、汤(商丘)、尹(宜阳、安阳)、武(巩义、安阳、商丘)、赖(息县)、樊(安阳、淇县、济源)、兰(新郑、洛阳)、殷(安阳、许昌)、陶(安阳、淇县)、翟(鲁山、宝丰、叶县)、安(洛阳)、倪(新郑)、严(洛阳)、牛(商丘)、温(温县、洛阳)、芦(洛阳)、俞(新郑)、葛(长葛、宁陵、洛阳);部分源头在河南的姓氏有45个,即王(卫辉、洛阳)、刘(鲁山、偃师、洛阳)、赵(巩义)、吴(濮阳)、徐(安阳、淇县)、孙(濮阳、淮阳)、胡(淮阳、郾城、洛阳)、朱(洛阳)、高(新郑、洛阳)、郭(登封、陕县)、罗(洛阳)、梁(洛阳)、韩(新郑、洛阳)、唐(方城)、董(临颍)、萧(安阳、淇县)、程(洛阳)、沈(平舆、沈丘)、吕(南阳、新蔡、洛阳)、卢(洛阳)、蔡(上蔡、新蔡)、魏(开封、邓州)、丁(开封)、薛(洛阳)、杜(新郑、洛阳)、钟(洛阳、长葛)、姜(南阳)、熊(新郑)、陆(嵩县、洛阳)、白(息县)、毛(宜阳)、邱(淮阳、洛阳)、秦(范县)、顾(范县)、侯(辉县、洛阳)、孟(濮阳)、龙(新郑、临颍、鲁山)、黎(洛阳)、常(新郑)、贺(洛阳)、龚(新郑、辉县)、文(鲁山、濮阳)、施(安阳、淇县)、洪(辉县)、季(开封);两项合计,起源于河南的姓氏共有97个,占120大姓的81%,占全国汉族人口的79.52%。在占汉族人口98.24%的300大姓中,全源于河南的姓氏有97个,部分源头在河南的姓氏有115个,二者合计,起源于河南的姓氏共有212个,占300大姓的71%,占全国汉族人口的84.9%。概言之,起源于河南的姓氏占全国汉族人口的85%以上。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河南是姓氏资源第一大省,海内外华人的祖根大半在河南。
中华民族的姓氏在发展演变过程中,由少到多,不断分衍,迄今历史上使用过的姓氏共有两万多个,得名的方式各种各样,无所不有,其发展演变可分如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姓的产生。中华姓氏产生于伏羲、女娲时代的母系社会,是伏羲为了避免近亲交媾给后代带来危害,将族人按血缘关系区分为不同的集团,这些不同的血缘集团就是姓族或姓。周代“同姓不婚”制度就渊源于此。
第二阶段是氏的出现及其演变。氏大约出现于从炎、黄二帝时期开始的父系氏族社会,社会组织以男性为中心,原来的姓族分裂衍化出若干男性为主导的氏族,氏族显示着家族对土地和财产的所有,标志着贵贱和等级的差别。舜时的“赐姓命氏”,是大规模赐姓命氏的渊源。
第三阶段是中华姓氏普及和定型。周初实行周朝贵族内部的层层分封制,共建立71个诸侯国,还分封了不少有功的异姓贵族,至春秋时发展为140个国家,这些诸侯多以封国为氏,封国以下层层递封,有更多的人以封邑为姓,以官职为姓,建立了一套完备的姓氏制度。中华姓氏在这一时期得到普及和定型。
第四阶段姓氏混一。战国时期,随着宗法制度的崩溃,等级制度被破坏,姓氏合二为一,标志着现代意义姓氏的产生。
第五阶段是少数民族的融合。秦汉以后,少数民族不断入侵和入主中原,中华文化以其特有的先进性、强固性和包容性,将它们一一融合,中华姓氏也不例外。
河南是中华姓氏的摇篮。如果进一步把中华姓氏史与河南历史加以对照,就不难发现,无论是姓氏的萌芽、产生、发展,还是普及、定型,无不与河南息息相关,具体可概括为以下六点:
河南是姓氏肇始时期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区。在姓起源的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制时期,河南是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区。在氏起源的父系氏族社会,中原地区(主要是今河南)氏族林立,这成千上万的氏族、部落便是“氏”的渊薮。
河南是华人祖先炎黄二帝和太昊的活动中心。从血缘关系上说,当今120大姓分别属于三个族系,即黄帝族、炎帝族、东夷族,出自四位祖先,即黄帝、炎帝、太昊与少昊。其中,属于黄帝族的有86姓,占120姓的72%;属于炎帝族的有6姓,占5%;属于东夷族的有8姓,占7%;兼属黄帝族与炎帝族的有11姓,占9%;兼属黄帝族与东夷族的有9姓,占7%。河南长期是这三族活动的中心,因此,其姓氏也多数是在河南境内形成的。
河南是姓氏发展时期夏、商两代的国都所在地。夏、商时期,从奴隶制兴起到全盛,也是中华姓氏得以发展的时期,而这两个朝代活动的中心地带均在今河南境内。
河南在姓氏普及时期的周朝占有重要位置。周朝是我国产生姓氏最多的朝代,姓氏基本上普及,并相对定型,此后没有更大的发展。而河南是在这一时期起到关键作用的地区。
河南有得天独厚的产生姓氏的优越条件。河南历史悠久,产生的姓氏必多,人口密集,得姓受氏者必众;建都频繁,得姓的机会必广。
河南是北魏鲜卑族政权入主中原改姓的基地。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于493年迁都洛阳后,进行汉化改革,令鲜卑人改姓,仅见于《魏书?官氏志》单独列出的,即有114个。
许顺湛(著名考古学家、河南博物院研究员):炎帝族后代曾占据15个属地,有107个氏;黄帝族后代占据101个属地,有510个氏;舜族后代占据7个属地,有61个氏;禹族后代占据12个属地,有33个氏;契族后代占据12个属地,有124个氏。总共属地147个,835个氏。835个氏到后来都演化为华夏族的姓,现在汉族人的姓氏都来源于此,是为炎黄子孙。作为炎黄子孙祖源的这147个属地、835个氏,主要分布在中原地区。
姓氏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的血脉、国脉、文脉,形成了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命信息学遗产。中华民族一向具有厚德载物、报本返始、依恋本源、尊祖敬宗的传统,这种品性是一种民族认同感和归宿感的体现,根文化正是出于这种民族品性,是中原历史文化的特质。
姓氏寻根有助中原崛起。寻根认祖是一种民族文化的认同。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在中国人的观念中,特别重视乡土之情,依恋本源,讲究重生报本、尊祖敬宗。而当代世界各地华人华裔纷纷回归祖国故土寻根祭祖,正是中华文化、民族血缘强大凝聚力的生动体现。中原崛起离不开现代的科学技术,也离不开传统的文明和文化基础。要加大姓氏文化的研究和推广,加强姓氏寻根组织服务,促进中原崛起。
河南有三个地点是东南沿海和海外华人梦魂牵绕的寻根圣地,一是洛阳的洛阳桥、二是信阳市固始县、三是开封的宋都珠玑巷。
所谓客家人,是指原籍为河南地区的中原汉族,在西晋灭亡后南迁,开始成为具有“特殊身份”的一群居民,在后来的几次大的迁徙行动中,逐渐形成今天具有独特风貌的客家民系。客家民系是中华汉民族的一个支系,今天客家人遍及世界各地,人口超过1亿,主要分布在广东、福建及港澳台地区;在海外的客家人分布很广,较集中的是东南亚一带。客家人根在河洛,不少台湾人和海外华人都称自己是“河洛郎”,认定“根在河洛”。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在北大演讲时提到:“在台湾,我们有原住民,有客家人,我们大多是‘河洛郎’。”而洛阳的洛阳桥,正是客家人普遍认同的最初迁出之地的标志。福建省泉州市也有洛阳桥,位于泉州城东13公里处,它与北京的卢沟桥、河北的赵州桥、广东的广济桥并称为我国古代四大名桥,是客家人从中原南迁的遗迹。泉州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无数客家先民就是从这里走向异国他乡的。所以,无论是洛阳的洛阳桥,还是泉州的洛阳桥,对于客家人而言,其重大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
固始是中原姓氏的一个重要的迁出地,在东南沿海和台湾等省的许多华人的族谱上都写有“光州固始”的字样。第一次南迁始于唐总章二年(公元669年),陈政、陈元光父子先后率兵3600名赴福建地区镇抚山民骚乱。陈政父子所率入闽将士及眷属8000余人,计有80余姓,落籍闽地。第二次南迁始于唐僖宗光启元年(公元885年),固始人王潮、王审知兄弟率乡民随农民义军入闽,后梁开平三年(公元909年),王审知被封为闽王,所率将士50余姓,也在闽地落户。据考证,在固始南迁的中原后裔中,既包括陈水扁的祖辈,也包括连战的先人。1953年台湾官方的户籍统计,当时户数在500户以上的100个大姓中,有63个姓氏的族谱上均记载其先祖来自河南“光州固始”。这63个姓氏共670512户,占当年台湾总户数828804户的80.9%。这就意味着:每5户台湾居民中,有4户先民来自固始。固始成为东南人民眼中的“大槐树”。
珠玑巷,位于广东南雄市北9公里沙水村,是粤港人寻根问祖的圣地。南雄珠玑巷得名于宋时开封府祥符县(今河南开封县)的珠玑巷,是由于南宋时移居此地的官吏士民眷恋故土而得名。《广东新语》载:“吾广故家望族,其先多从南雄珠玑巷而来。盖祥符有珠玑巷,宋南渡时,诸朝臣从驾入岭,止至南雄,不忘竔榆所自,亦号其地为珠玑巷;如汉之新丰,以志故国之思也。”调查显示,珠玑巷移民家族有797支之多。今天,这些移居南雄的中原人士的子孙已经遍布粤港,从广东方志和许多姓氏族谱中可以追寻到其祖先出自宋都开封,到南雄珠玑巷,再辗转各地的踪迹。
姓氏寻根就是人们以姓氏为纽带所进行的文化寻源活动。河南既是姓氏资源第一大省,就应当充分重视这一得天独厚的资源,并要真正利用好和发挥好这一资源优势。一是要切切实实搞好姓氏研究,真正摸清姓氏“家底”;二是要在高等院校开设“中华姓氏学”课程,培养姓氏研究人才;三是要利用各种手段,如图书、影视等广泛宣传河南的姓氏资源优势;而最好的方式就是在河南创建一座“百家姓寻根城”,形象生动地展示当今300个常见姓(重点是前100大姓)的来龙去脉,使这里成为海内外华人寻根谒祖的圣地。这当是河南由文化大省迈入文化强省必不可少的内容,它定会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同时会创造更多引进外资的机会,带动各行各业的发展,从而获得丰厚的经济效益。当然,也可先办一个“百家姓寻根展览”,到各地巡回展出,以扩大影响。要从更高的角度认识河南的姓氏文化。一是维系海内外华人的重要纽带。要从祖国统一大业的高度、从增强海内外华人凝聚力的角度去认识姓氏文化的意义,要承担起历史赋予河南的重任,充分发挥河南的文化优势,做好姓氏文化开发这篇大文章。二是实现中原崛起,实施开放带动战略的助推器。要利用河南的姓氏文化优势,吸引更多的海外华人与民营企业家到河南创业,以寻根为纽带,深入挖掘更多的人力资源,将文化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为实现中原崛起和开放带动战略奠定良好的基础。三是要有我们的寻根文化战略与产业。通过建立完善的寻根文化资源开发性的研究体系、系统的寻根文化资源的保护体系、特点鲜明的寻根文化对外宣传体系、全面系统的网络性的海内外华裔联谊体系和紧密配套的寻根文化资源开发的产业体系,打造姓氏文化的品牌与基地。
台湾同胞的祖根,500年前在福建,1300年前在固始。福建与中原曾有四次人口大交流,许多固始人迁徙闽,繁衍子孙。至今台湾及闽南一带,陈、林、黄、郑四大家族的族谱上,也都明确的记载,其先祖为河南光州固始人。
寻根起点是闽南,终点无疑是河南。寻根到中原,河洛是故乡。自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门洞开,海外华人一批批到祖国大陆寻根问祖,由沿海到内地,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寻根热。据侨务部门不完全统计,20多年来,河南省共接待过来自世界30多个国家、人数达30多万人的各种寻根谒祖团。2003年在郑州召开规模空前的“世界客属第十八届恳亲大会”,有3000余人参加,把海外华人中原寻根活动推向高潮。刘姓、张姓、谢姓、杨姓、范姓、温姓、钟姓等单姓的世界性联谊大会在河南频频召开。新郑黄帝拜祖大典、郑州公祭炎黄二帝活动、周口姓氏文化节被定为省级节会,得到空前重视。不少海外华人通过寻根祭祖活动增加了对祖根地的了解,积极为祖根地捐资或在祖根地投资兴业,促进了家乡的经济文化教育事业发展。
(三)中原武术文化
研究中国武术必言中州武术,因为该地域孕育了名扬天下的两大拳种,即嵩山少林寺的少林拳和温县陈家沟的陈氏太极拳。还有康乾时期苌乃周创立的苌家拳和中气论都是中州的瑰宝。人们话说“功夫”时会脱口而出“天下功夫出少林”,人们以武会友切磋“缠丝劲”时自然要去寻根陈氏太极拳。中国武术很早就讲“气功”,但有系统地论述武术气功的要数荥阳汜水人苌乃周的《培养中气论》为贵。这些都是中州文化的精髓,研究中国武术文化能不深入地研究它们吗?中州武术文化是人创造的:回看殷墟废址,古老的冷兵器时代周武王就给大武舞中的“夹振之而四伐”作过战斗诠释;三国时魏文帝曹丕在《典论?自序》中记载了当时的剑术“四方之法各异,唯京师为善”,还创造了与将军邓展斗剑“三中其臂”而不败的记录;北宋靖康之难,二帝被俘,河南产生了一位“还我山河”的民族英雄岳飞,他的教射师傅则是周同;少林武僧助李唐之后历代武僧为光大少林武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明清时期武术大盛,陈王廷、苌乃周创造出中国名拳;近代查拳大师常振芳在开封长期授拳艺播天下;1936年在德国柏林奥运会期间,表演中国武术的国术队员中就有5位河南籍选手;中州武术文化孕育了新中国第一代的河南籍武术名家常振芳、张文广、刘玉华。另外还有,中州为新中国竞技武术培养了许多杰出的人才。轰动世界的武打电影《少林寺》就是以少林寺的历史题材和人文背景拍摄的。
地域文化虽是以地域限定的文化类型,但它的形成和发展必定脱离不了历史的机缘。中州武术是生长在中州地域内的一种文化形态,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无疑受到中州地域内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影响,并在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文化氛围中逐渐成熟和完善,沿着自身规律向前发展。第一阶段(先秦时期~1840年以前)为中州武术的成形阶段。其标志是中州三大武术拳种已经形成;武术的多元价值被人们所认识。第二阶段(1840年~1949年)为中州武术的发展阶段。处于这个时期的中国武术也开始接受近代西方体育文化的洗礼,并踏上了向近代转型的道路。第三阶段(1949年~1977年)为中州武术的成熟阶段。第四阶段(1978年~至今)为中州武术的繁盛阶段。
《中国大百科全书(简明版)》:武术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运动规律和技术风格。其特点有三:①寓技击于体育之中。武术最初作为军事训练手段,与古代军事斗争紧密相连,技击性非常明显。搏斗运动集中体现了武术攻防格斗的特点,目的在于战胜对方。套路运动尽管在技术规格、运动幅度等方面与攻防技术的原形有所变化,但仍保留了技击的特性,踢、打、摔、拿、击、刺是套路的技术核心。②内外合一、形神兼备的民族风格。武术既讲究形体规范,又追求精神传意,内外合一,练习时要求把内在的精气神与外部的形体动作紧密相合,做到“心动形随”、“形断意连”。③广泛的适应性。武术的练习形式、内容丰富多样,有竞技对抗性的散手、推手、短兵,有各种拳术、器械和对练,还有与其相适应的各种练功方法。他们有不同的动作结构、技术要求和运动量,分别适应不同年龄、性别、体质的人的需要。
中原武术文化的精神特征。中国古人的实用理性思维方式,中国古人对于做人的特别重视,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高度集中而经济高度分散的特殊历史背景等,使中国武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非常紧密,使中国武术客观成为几乎中国文化全部内容的载体,客观成为了中国文化整体的一个重要符号。正是因为此,很多外国人学习中国武术,除了是要满足其掌握武术技法的需要以外,更多的是想通过练习中国武术来深入学习与深刻体验整体的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武术精神,本来就是中国的民族精神,是中国民族精神在武术实践中的落实。不蕴含中国民族精神的武术不能被称为中国武术,所有的中国武术都必须也必然蕴含着积极的民族精神,因此,练习中国武术,体验中国武术文化,本身就是一个培养中国民族精神的过程。
中国武术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之一,也是民族传统文化在武技一道的体现。中国武术是民族智慧的结晶,其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中和养气之说,同时又融合了道家的守静致柔、释家的禅定参悟等诸多理论,从而构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武学体系,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武文化”。中国武术浸润着民族的性格气质,蕴含着中华民族对搏击之道的独特悟解。它既不同于那种张扬自我、崇尚刚猛的欧美拳击,又不同于极具岛国文化特色的日本空手道,也不同于带有浓烈热带丛林气息的泰拳。中国武术讲究刚柔相济,内外兼修,既有刚健雄美的外形,更有典雅深邃的内涵。中国武术不仅仅是搏击术,更不是单纯的拳脚运动,也不是力气与技法的简单结合,它饱含着哲理,深蕴着先哲们对生命和宇宙的参悟,以一种近乎完美的运动形式诠释着古老的东方哲学思想,追求那种完美而和谐的人生境界。
中国武术还具有审判价值和健身价值。特别是太极拳,讲究凝神静气,身气合一,中正安舒,从外形看动作柔和,但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柔内刚,阴阳转换,这不仅有外形美,而且有一种精神美,有很高的审美价值。看专家打太极拳,浑身上下都有和谐的美感。又如形意拳讲究内三合外三合,全身动作浑如一个整体,有一种整体的美感。
河南四大拳派简说:一是天下功夫出少林。少林拳因源于少林寺而得名,在国外又称少林功夫。其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在国际上它几乎成了中国功夫的代名词,是中华民族值得骄傲的文化品牌。
少林武术的渊源,只能是北方地区,特别是中原地区的民间武功。至迟在两汉时期,中原地区的武功已发展到相当高水平,行气导引之术也已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少林寺的和尚多数来自中原民间,有些人入寺之前就会武功,入寺之后又在僧众之间相互切磋传授。少林寺僧一向有兼收并蓄、善于学习的传统,所以能够广泛吸收僧俗两界的武功精华,不断总结提高,并有所发展创造。
少林寺以武功名扬天下是在明清时期。明朝嘉靖年间,倭寇窜扰东南沿海,少林派武僧80余人在月空等人的率领下勇赴沙场,屡挫敌焰,先后有30余人为国捐躯。嘉靖四十年(1561年),抗倭名将俞大猷(福建晋江人,其武功学于泉州)途经少林寺,指点拳术和棍法。俞大猷在看过众僧的表演以后,认为少林寺棍法传久而讹,真诀皆失,乃从少林寺众僧中选出宗擎、普从两位少年僧人,让他们随军南下,亲自传授武艺,历时三年有余。普从不久去世,宗擎学得真诀,回寺广传僧众。万历五年(1577年),俞大猷又在京师授给宗擎《剑经》(此为论棍之书,当时把棍称为长剑,故称《剑经》,而非论剑之书)。
在名家的指点下,又经过实战的磨炼,少林棍术水平在明朝晚期有了明显提高。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程宗猷著《少林棍法阐宗》一书,把少林棍法列为棍家“正传”之一。其后,茅元仪在《武备志》中进一步提出“诸艺宗于棍,棍宗于少林”,第一次将少林棍术列为诸家棍法之首。至此,少林棍术已被公认为武术正宗。
少林棍术名扬四海之后,少林寺僧众又致力于拳术的提高。明末时,“寺僧攻拳”,因少林拳术“犹未盛行海内,今专攻于拳者,欲使与棍同登彼岸也”。当时,少林寺僧洪记又从刘德长学得独步天下的峨眉枪法。与此同时,不少文人感叹国事日非,内忧外患,遂自觉习武,以图报国,一时文人习武之风大盛。在武装抗清失败以后,一些志士仁人耻于剃发留辫当新朝臣民,纷纷遁迹山林,削发为僧。他们大多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有些人又有深厚的武术功底。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民间的俗界武功与原有的少林武功再次交流融合,使少林武功日臻精湛。
入清以后,中原地区的习武之风依然盛行不衰。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清廷曾下旨严禁民间习武,但少林寺僧众依然暗中练武不辍。少林寺的反清民族意识曾引起清廷的注意,而少林武功则通过包括秘密会社在内的各种渠道广泛外传。以少林寺为代表的寺院武功在这一时期得到迅速发展,成为中国武术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
明末清初之际,少林武术广泛吸收了北方许多拳派的精华,同时也吸收了南方的棍术和枪术,在本寺武功的基础上加以融合提炼,终于形成了内容广博、技艺精湛的少林拳系,全面取得了武术正宗的崇高地位。试看有关少林武技的种种记载,绝大多数见于清人的笔记小说,便是一个佐证。同时,由于僧俗两界武艺的频繁交流,也由于少林武术的名气越来越大,北方的不少拳派,或受到少林武功的影响,或托名少林以自重。这样,少林拳系实际上就涵盖了中国北方地区几乎所有的武术门派,少林武术也成了中国北方地区武术的总称。
近年来,少林武功的名气如日中天,以“少林”冠名的各种武馆遍布大河上下、大江南北。不久前,俄罗斯总统普京等专门到少林寺参观,观看少林拳。然而,物壮则老,盛极则衰,少林武功也自有它的隐忧所在。自我感觉始终良好,少林拳的隐忧也许就在这里吧?
二是陈氏太极拳。太极拳是中华武术苑中的奇葩,是民族智慧的结晶。它以刚柔并济为特征,以强身健体、修心养性为主旨,已推广到五大洲,成为上亿民众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使中国武术步入了更高的文化境界。
陈氏太极拳源于我省的温县陈家沟。是明末清初陈家沟陈氏家族第九世子孙陈王廷所创始,距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陈氏太极拳是在吸取中华武术各派精华的基础上,以《易经》阴阳之理和中医经络学说、导引吐纳术等为基础,所创编而成的一种新拳种--太极拳。由于太极拳的理论是以太极学说为基础,发明者陈王廷是陈家沟的陈氏家族弟子,故名陈氏太极拳。陈氏太极拳问世之初,只在本家族内部传承,后来,打破传统家规,吸收外姓弟子入室习拳,其中杨氏太极拳始祖杨露禅就是习练陈氏太极拳的外姓第一人。自此以后,太极拳流行于世,又衍生出武氏太极拳、吴氏太极拳、孙氏太极拳、和氏太极拳等多种流派。
陈氏家族世代习练太极拳,历代名手辈出,如十四世的陈有本、陈长兴,十五世的陈清萍、陈耕耘,十六世的陈鑫、十七世的陈椿元、陈子明,十八世的陈鸿烈、陈照奎等先辈,均武德高尚,武艺精湛,传徒众多,名闻中外。特别是十六世陈鑫(字品三),清末贡生,更是文武双全,他阐发历代积累的练拳经验,用13年时间写成《陈氏太极拳图说》,以易理说拳理,完整地展现了太极拳的理论和技术体系,为后人从事理论研究和技术练习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从而成为太极拳发展史上一个醒目的里程碑,被奉为武学之圣典。
太极拳在明末清初一经产生,就极大地丰富了中原文化,并在较短的时间里很快成为中原文化的核心内容,有力地巩固了中原文化在中国文化的地位。太极拳以中国传统文化理论为基础而创编,致使太极拳的发展必然具有其独特的文化特色。不仅如此,太极拳还对繁荣和丰富中国民族文化产生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太极拳源于河南,属于世界,在河南人为之骄傲的同时,河南人深知,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所以,河南人正以博大的胸怀,将具有多元化功能的太极拳无私地奉献给世界人民。
三是苌家拳。苌家拳是萌发于中州腹地的又一著名拳种,它与少林拳、陈氏太极拳一起构成了中州武术的三大拳种。“苌家拳”又称“苌门拳”,它是以发祥者的姓氏而命名的拳种。1930年以后,因苌家拳被整理出版,综合其拳学理论和套路技术,统称为“苌氏武技”。
苌家拳是由河南荥阳汜水人苌乃周所创。苌乃周(公元1742年~1783年),在扎实的理论和实践功底的基础上,博采众长,将易理、医理吸收融会于武技拳法之中,并经过反复研习,最后终于形成了以培养中气为拳技学理主旨的、以二十四字拳为基本技术内容的风格独特、自成体系的内功拳派--苌家拳,并著有专门论述武术技法与学理的《培养中气论》和《武备参考》两部著作。这就是后来经过武术学者徐震整理编辑的《苌氏武技书》。苌氏武技理论内容丰富,论理独特,是最早的系统论述拳法为何进行内外兼修,以及如何进行“形气合练”的拳学文献。其内容已经构成了比较系统完整的、以内练精气神为主体的拳学体系。苌氏武技讲究自身“中气”的培养,以便求得形神兼备、外强内壮的功效,进而达到健身、养生之目的。
苌家拳现存内容分为桩功功法和套路两大类。苌氏武技桩功既是习练者初学之基本功法,又是专习内气“文修内丹”的养生功法。桩功功法包括文修和武练两种。目前,苌氏武技的套路包括:拳术、器械和对练三类。
四是形意拳。形意六合拳,又叫心意拳、六合拳、形意拳,与武当、太极、八卦合称内家四大拳派。古拳谱有岳飞始创心意六合拳之说。洛阳马坡村人马学礼是河南心意六合拳最具代表性的传承人物。
形意六合拳拳理:六合即心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力合、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天人合一、物我同然。一动无不动、一合无不合。鸡腿、龙身、熊背、虎抱头、鹰捉、雷声。五行相生相克,循环不息。河南心意六合拳雄浑质朴,动作简练,狠毒迅猛,势势虎扑,把把鹰捉,恨天无把,恨地无环。起如蛰龙升天,落如劈雷击地之气势。
形意拳在中国武术理论上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武学的三大境界,首次厘清了武术功力的层次差别,从而大大丰富了中国武术的理论宝库。
(四)宗教文化
中原宗教文化具有根源性、原创性、包容性、基础性和辐射性等显著特点。这些特点奠定了中原宗教在中国宗教史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特别重要的地位,以至于要了解中国宗教史和中国传统文化,就必须了解中原宗教和中原文化。譬如,我们通常说儒、释、道三教的融合、交流,而三教合流的典型代表就在登封嵩山脚下。因为在嵩山脚下,既有中国化的佛教禅宗的祖庭——少林寺,又有历代皇帝祭祀中岳神的道教圣地——中岳庙,还有儒家二程讲学的著名书院——嵩阳书院等,中原文化的包容性可见一斑。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儒、释、道“三教合流”,其中“释”(即佛)、“道”都属于宗教文化,其繁荣发展都与河南息息相关。
中国的佛教文化从河南开始。东汉永平年间,印度佛教传入中原,在洛阳修建了第一座寺院白马寺,在这里,佛教开始落地生根、发扬光大,并继而走出了它的丰富与多彩。印度佛教最先传入河南,使河南创造了许多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白马寺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的第一座寺院,为中国“释源”;光山净居寺是中国第一个佛教宗派——天台宗的发源地;少林寺是中国化的佛教——禅宗的祖庭;相国寺是推动佛教信仰大众化的净土宗祖庭,云门宗的大本营;风穴寺是流行最广的临济宗祖庭;安阳日光寺是律学三大宗派建宗最早的相部宗祖庭;宝丰香山是观世音菩萨的道场,为中国五大菩萨道场之一;登封永泰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尼僧寺院;卫辉香泉寺是中国第一个佛教慈善场所,专门收治麻风病的“疠人坊”,开中国佛教慈善、医疗之先河;洛阳、许昌、开封、安阳是四大佛经翻译中心,中国第一部汉文佛经——《四十二章经》在河南译出,佛教的其他经典,如禅经、阿吡昙经、初期菩萨乘、律戒、释迦牟尼佛传、大乘、小乘等经典,均在河南首译。
中原佛教大德云集、人才辈出。在佛教传入中国的近2000年间,印度等国入河南的高僧多达80余人,中国僧人在河南地区活动的则有100余人,日本、朝鲜入河南求法者则有20余人。许昌人朱士行不但是中国第一个比丘,也是中国第一个西行求法者;洛阳妇女阿潘是中国第一个比丘尼;禹州人智 是天台宗师祖;中国佛经翻译有“四家五人说”,即玄奘、罗什、真谛、不空和义净,玄奘、不空、义净三人与河南有关,而玄奘所译佛经的数量最多,达750部、1335卷,翻译的质量最高,是公认的中国第一大翻译家;唐代河南僧人一行,不但是中国密宗大师,也是中国佛教中唯一一位世界级的科学家、天文学家,不仅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自动计时器,提出了比英国天文学家哈雷早1000年的“恒星自行说”,还进行了世界上首次子午线实测活动,因此成为古代天文学发展的里程碑。
中原佛教建筑历史悠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少林寺塔林是中国佛教建筑文化最高水平的三大佛教塔林之一,其佛塔数目为全国第一;嵩岳寺塔为中国最早的印度建筑风格的砖塔,也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佛塔;登封净藏禅师塔为中国最早的八角砖塔;法王寺塔用黄泥砌成,经1500年风雨侵蚀仍岿然矗立;安阳修定寺塔,被称为花塔之冠,是我国现存的唯一一座“花塔”;龙门石窟为中国开凿时间最长,窟龛数目、雕像数目、造像题记最多的石窟,它既有高17米的奉先寺卢舍那大佛,也有高仅2厘米在全国石窟造像中最小的佛像,作为中国佛教三大艺术宝库之一,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巩义石窟寺石窟保留全国最为完整、面积最大的帝后礼佛图;浚县大丕山“镇河将军”,为中国第五、北方第一大佛。
中原佛教是中国佛教国际化的传播中心。唐宋时期洛阳、汴京为国际化大都市,而进入鼎盛期的中国佛教,则以河南为中心远播日本、朝鲜、东南亚各国。
道教文化的精深土壤。中原文化的厚重与包容,为道教文化的孕育与生成提供了丰厚的营养,使得道教这一土生土长的民族宗教,逐步成为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一支,并以其独特的方式诠释着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原是道教理论的主要源头。河南鹿邑人李耳被道教尊为教主,其《道德经》被奉为主要经典,著名的道学家成玄英、内丹修炼法创始者陈抟、太一教创始人萧抱珍、东华派创始人宁全真也都是河南人。道教以“道”为信仰核心,强调内以治心,外以救世,以生为乐,重生恶死,主张通过加强道德自律和修行体验求得生命能量的升华。
隋唐时期,由于统治阶级大力扶持,道教发展达到鼎盛,并真正发挥了正统宗教的功能。隋炀帝时,尊崇道教,在洛阳置玉清玄坛,建道观24所。大业年间(605年~617年)许多道士纷纷到洛阳、嵩山一带修道,其中最著名者为潘师正及其弟子司马承祯。唐代奉行崇道政策,李唐统治者自称老子后裔,所以在唐代,河南道教发展到极盛。
道教在河南近两千年的发展与演变中,留下了丰富多彩的宗教文化遗产。一些著名洞天福地和宫观遍布全省境内。据《道藏》记载,道教名山胜境有“十二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和“七十二福地”。河南境内的洞天福地有王屋山、嵩山、桐柏山和北邙山。著名的宫观有鹿邑太清官、浚县碧霞宫、洛阳上清宫、开封延庆观、南阳玄妙观、济源阳台宫等较大宫观。其中,王屋山为“十二大洞天”之首,而登封中岳庙是历代皇帝祭祀中岳神的地方,是我国现存最早、规模最大的道教建筑群之一。嵩山至今仍是河南道教活动最多、道教遗迹较多的地方。应该说,中原文化孕育了道教的滋生与民族特质,道教的发展演变亦进一步丰富和影响了中原文化。
道教是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民族宗教。道教所主张的宇宙生成观,同中国传统的宇宙生成观是一脉相承的;道教所倡导的崇尚自然、清净寡欲等为人处世的准则,成为数千年来国人重要的审美追求。在近两千年的发展与演变中,道教吸引了儒学和各种外来宗教特别是佛教的养分,但主要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传统信仰的特质,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逐步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支柱。它对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医学、化学、养生、天文地理、民间信仰以及社会习俗等各个方面都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这是对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科学概括。
中原伊斯兰教文化是中原宗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伊斯兰教随着迁移流动的穆斯林传入中原,在适应中原社会文化环境的过程中传播、发展。唐宋时期,仰慕中华文明的穆斯林在汴京(今开封)、洛阳等都市定居,伊斯兰教随之在中原扎下了根。明清两代,迁移到中原地区的穆斯林更多,他们以大分散小聚居的方式,分布在河南几乎所有县市。凡穆斯林聚居的地方,都建有或大或小的清真寺。清末,河南清真寺的总数已达500余座。随着清真寺数量的增多,伊斯兰教成为中原大地上令人瞩目的宗教文化存在。
与佛教进入主流文化的本土化道路不同,伊斯兰教用另一种方式诠释着中原文化的厚重。千余年来,在与本土文化全面交流的过程中,伊斯兰教不断借鉴和吸纳本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默默地进行文化创造,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品性。由于信仰者主要是回族,中原伊斯兰教文化既表现为宗教文化,又表现为伊斯兰教和回族文化“大体同构”的文化。
它具有某些与中原文化相似的精神特质,即尊重传统,追求中和,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同时不乏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中原穆斯林和伊斯兰教最重要的文化贡献,是清真女学和清真女寺的创办。明末清初中原穆斯林创办了女学(女子经堂教育)。女学在清晚期演变为由女阿訇主持的女寺。清末到民国年间,与男女平等的时代精神相契合的清真女寺文化,迅速传播到国内绝大多数省市区。全国不少穆斯林聚居区,都先后修建了清真女寺。最早创办女寺的开封,成为当时开办女子经堂教育,培养女阿訇的中心。如今,修建女寺已成为中国穆斯林的文化传统。这一由中原穆斯林首创中国独有的宗教文化现象,也引起了当今世界不少人的兴趣和关注。
儒家文化精髓如太极说、人伦道德观念等融入伊斯兰教后,生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理念,这些理念体现在中原穆斯林的思想观念和日常生活中。开封、洛阳等地穆斯林聚居区富有特色的清真饮食文化,节庆礼俗;遍布全省各地的清真寺建筑,特别是历史悠久融中国传统殿宇形制与伊斯兰教规范为一体的清真古寺,如沁阳市清真北大寺、水南关清真寺,沈丘至元寺,开封清真东大寺,朱仙镇清真北寺,郑州北大寺等,都有着丰富的中原伊斯兰教文化积淀。沁阳市清真北大寺内保存完整、极富特色的伊斯兰教建筑群,其中颇受中国建筑学家关注的礼拜大殿和与之相连的后窑殿,是中原传统建筑文化与伊斯兰教建筑文化完美结合的产物。朱仙镇清真寺礼拜大殿隔扇门上装镶的大片透明鱼鳞,相传系明嘉靖年间运来,为国内罕见。此外,古老清真寺内珍藏的历代中文、阿拉伯文匾额、碑刻,手抄本《古兰经》,被誉为“中国体”的阿拉伯文经字画等,都是珍贵的伊斯兰教文化产品。
发挥宗教在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三、中原文化在岛内产生的深远影响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在台湾岛内连续引发“河南热”、“寻根热”;越来越多的台商在河南扎根发展;两地合作排演的豫剧即将亮相台湾;郑州正式成为两岸包机航点,组团赴台旅游即将实现……中原儿女和台湾同胞迎来了更加亲密接触的新时期。 据不完全统计,2008年全省各级台办邀请接待台湾来豫大型交流团组36个、1271人次,我省办理赴台交流项目103个、562人次。固始与闽台渊源关系研讨会、“中原文化宝岛行”等活动的成功举办,进一步密切了豫台两地人员的接触和交往。 国际金融危机也影响不了台商在豫投资的热情,一批新增较大台资项目进展顺利。“台塑集团”投资52亿元的6×60万千瓦华阳孟津电厂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投资1.3亿元的台资企业河南许昌汉王鞋业有限公司落户襄城;投资10亿元的台湾农产品(漯河)集散中心在漯河市启动,来自宝岛的产品将更快捷地进入河南的千家万户。 豫剧在台湾有深厚的民众基础,很多台湾同胞对豫剧情有独钟。由豫台两地豫剧团联袂打造的新编历史剧(豫剧)《台北知府》,塑造了一位河南籍“台北知府”陈星聚清正孝廉、忠诚爱国、受到台湾人民爱戴的艺术形象。这部豫剧精品,已在郑州正式演出,计划不久进京演出,随后即赴台演出交流。 去年11月,郑州正式成为两岸客运包机航点,今年2月,郑州至台北包机直航的首航仪式已正式启动。中国旅游协会也已授权正式宣布河南为第二批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开放区域,目前有6家省内旅行社正在积极运作组团赴台的各项业务筹备工作,正式启动后,河南人直接赴台旅游好梦成真,河南人民和台湾同胞会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