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经济学系副主任孙宁华演讲

　　中国台湾网7月7日贵州讯 6月27日下午,一场围绕新常态新机遇下,两岸如何抓住机遇,开创绿色产业合作新前景的主题论坛,在贵阳国际生态会议中心舞阳河厅举行。论坛由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梁琪主持，台湾环境永续发展基金会董事长陈龙吉、南开大学台湾经济研究所所长曹小衡、台湾工研院知识经济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杜紫宸、台湾大学生物环境系统工程学系教授张斐章、南京大学教授孙宁华、台湾财团法人中卫发展中心董事长佘日新分别作了主题演讲，提出的观点新颖独到,令人耳目一新，赢得阵阵掌声。以下为孙宁华演讲。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下午好！

　　我首先谈一谈碳交易市场它的功能和由来。我们知道，随着人类科技进步和经济机制的变革，人们的福利都在增加，整个国家国民财富也在增加，比如空调、飞机、高铁这些给我们带来的生活便利。但是，科技的发展也必然带来温室气体大量排放，给地球带来很大损害，这样一来，全球的人们都在反思发展的代价以及传统发展的弊端。我认为贵州举办的生态文明国际论坛，可以把它的影响扩大到世界范围内，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以后申办一次全球性的联合国气侯大会，这个必将提升我们这个论坛的影响力，对于推动全球的温室气体治理肯定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1992年颁布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及1997年签订的《京都议定书》就提供了三种灵活的机制。第一个机制是联合履约机制，是指发达国家之间通过项目级的合作，其所实现的“排放减量单位”可以转让给另一发达国家缔约方，但是同时必须在转让方的“分配数量”配额上扣减相应的额度。第二个机制是清洁发展机制，允许附件1缔约方（即发达国家）与非附件1缔约方（即发展中国家）进行项目级的减排量抵消额的转让与获得，在发展中国家实施温室气体减排项目。第三个机制是国际排放贸易机制，允许发达国家之间相互交易碳排放额度。《京都议定书》规定的附件一国家可以以成本有效的方式，通过交易转让或者境外合作方式获得温室气体排放权。那么大家就会问，你买不买排放额度，其实都会造成污染，那这样的机制会不会有作用呢？肯定是有作用的，参与了联合国公约之后，排放就是有限制的，如果没有这样的限制，大家的污染排放就会持续，那么地球就不可持续。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国际的交易机制呢？我是这样看的，有些企业甚至有些国家善于生产，而有些企业善于治理污染，通过这样的交易机制就可以使善于生产的企业继续搞生产、搞产品，善于治理污染的企业就集中于治理污染，这样总的污染就不会增加。如果这样的交易在全球范围内执行的话，虽然总的排放量在增加，但是治理也更加有效率。

　　下面介绍一下中国的碳交易市场。我国最初只是作为排放额度的供给方，我们称为CDM市场的供应方，但是由于我国污染也非常严重，所以形成的排放额度非常大，很快成为了全球排放的供应量第一个大国。作为温室气体排放第一大国，2009年中国在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承诺，到2020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同时，中国城市化发展也非常快，这对我国来说也是非常严峻的挑战。在经济活动向好时，工业指数升高，同时能源消耗也应该增高，碳价格应该上升，但是为什么呈负增长呢。一方面是碳交易市场不健全，另一方面是国家股票价格和实际生产企业之间存在很大偏差。2008年金融危机后，直到2013年碳交易的价格都非常低。我国参与国际碳交易存在一定局限，主要是因为在国际市场上缺少定价权。因此参与全球性的碳交易，发展我国碳市场是势在必行。从2013年开始我国已在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深圳、湖北和重庆七个省市进行了碳交易试点。

　　下面谈谈我国如何发展碳交易市场。一是要发展多种能源，尤其要发展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为化石燃料寻找替代品。二是要发展政策稳定性，尤其发展我们的CDM市场。三是要合理分配碳交易额度，防止价格出现大幅度波动，防止有些企业获取暴利，有些企业受到不平等待遇。四是发展碳金融衍生品市场。五是要制定配套法律法规和技术文件，完善碳排放监测、报告和核查体系。只有完善了与碳市场相配套的一系列规章制度，碳市场的运行才有章可循，碳交易才会健康有序的发展下去。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