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台湾网4月29日大连讯　4月中旬以来，辽宁大连现代博物馆成了喜欢近代书画的市民们津津乐道的地方，皆因于4月17日在该馆开幕的“丹青风华——台湾鸿禧美术馆藏19世纪中国绘画展”。

　　鸿禧美术馆藏品丰厚，尤以书画、瓷器、鎏金佛像、文人清玩等文物最具特色，在海内外享有盛誉。此次，鸿禧美术馆从库藏的书画藏品中，精选出60位画家的126幅（组）作品，以6个单元的形式归纳总结了19世纪绘画成就与特点，其中既有以“四王”为代表的传统绘画艺术，也有吴昌硕、齐白石等近现代书画大家的锐意革新之作，可谓精彩纷呈。配合此次展览而推出的“丹青风华：19世纪中国绘画的风流与发展”艺术论坛，4月18日在大连现代博物馆举行，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许郭璜、台湾艺术大学造型艺术研究所教授王耀庭、鸿禧美术馆研究员杨敦尧、湖北省博物馆研究员王纪潮四位专家学者，对19世纪中国绘画进行了深入浅出的报告讲解，给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文化与思想的盛宴。他们以新的视角、以更严谨的态度重新梳理审视中国19世纪的绘画，试图突破既往认识并寻找新意。

　　“须知书画本来同”

　　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许郭璜以《书与画的联属及发展》为题，将中国书、画的发展大抵分为三个阶段：一、宋以前的书法与画法各自独立。二、元以后赵孟頫提倡以书入画方有联属。三、清末赵之谦以魏碑笔法直接入画。许郭璜研究员讲道：“由于书画使用的工具相同，故笔墨联属，关系至为密切。”他更以元朝倪瓒，明代沈周、董其昌，晚清吴昌硕、齐白石等画家为例，讲述了“书画同源”的含义：“写字有书法、字法、章法、篇法。纵横得势，笔意顾盼，前后呼应，承接得宜。书如是，画应亦如是。明代沈周书法上笔法劲捷，用笔有力，将书法的力道运用到绘画，达到‘书枯画润，结体有方’的效果。”从唐朝到元朝，书与画的联属从无意到刻意为之，到晚清时期，书与画的联属已经发展到了成熟阶段。

　　“古画今看”有新意

　　“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吾作画似乎简单，然识者知其近古，故以为佳。”台湾艺术大学造型艺术研究所教授王耀庭以元代赵孟頫所言开篇。王耀庭认为，“学习的过程中，取资于往古先贤，‘古意’往往被视为能出‘新意’，它不是抄袭，反而是一种重新的解释，也可以视为与古人的交流。”中国书画的学习，从古代名作入门，是相当普遍的现象，20世纪初期，中国艺坛也兴起改革之争，临、仿在高标艺术是自我创作的至高理念下，尽管被贬成一无是处，然而“汲古润今”仍被推崇，许多画家还是此种观点的信服者，也是实践者。王耀庭谈到摹古追求时强调：“一位音乐家或乐团之演奏名曲，聆赏的是演奏者对名曲的诠释，各有巧妙不同，无人以为是抄袭解。看中国画的摹古风亦作如是解。摹古不是百分百的照抄不误，而是要透过古人的墨法表达自己。”

　　从社会经济学角度看绘画观

　　湖北省博物馆研究员王纪潮以《吴昌硕与齐白石》为题，从社会经济学角度看19世纪绘画观。王纪潮谈道：“吴昌硕、齐白石都从金石中汲取艺术养分，营造雄肆朴茂之风，有论者说这或是中国画学至国朝衰弊刺激所致。在这种共性中，还有差异性，即吴昌硕成为艺术大师是由文人士大夫向艺术画家的转变，而齐白石是由平民侧身士林。尽管两人的画风有相同相通之处，但这种差异性对艺术风格产生了重大影响。”通过将吴昌硕和齐白石比较不难发现，吴昌硕游走于官场、文人、职业画家之中，无法决断；而齐白石所作的《题不倒翁》中“能供儿戏此翁乖，打倒休扶快起来。头上齐眉纱帽黑，虽无肝胆有官阶”明确表达了其不热衷为官的想法。“在19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发生巨大变革的大环境下，吴被动放弃做官，齐主动顺应市场发展，吴为文人画注入养分，齐为文人画开新天地。” 王纪潮如是说。

　　世纪之交的上海画坛

　　鸦片战争以后，上海迅速崛起为商业大埠，多元的现代商业城市文化，让各种绘画的语言得以并存，形成了所谓的“海上画派”。鸿禧美术馆研究员杨敦尧说：“商业资本主义的滋长，以商贾为主流的市民阶层崛起，潜在地引发着中国思想文化的变革。相应之下，中国绘画也向近代转型，以淡雅为宗的文人画已经无法满足繁华城市生活的情调，视觉性较强烈的浙江画系迎合上海城市趣味而得以发展。画家以陈洪绶为典范，加上扬州画派豪放的风格，结合民间品位与书画市场为导向，建立写实通俗画风新传统。”劲拔爽健的浙江画风、闲逸清俊的苏州画风、淋漓酣畅的扬州画风构成海上画派的主要形式，杨敦尧进而指出，“欢快而不颓废，雅致而不超尘”成为海上画派的艺术风格。（中国台湾网大连通讯员 张博 谢小芳 方永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