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外交彰显中国历史使命与担当

　　作者：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教授 王黎 

　　近10年来，随着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稳步地接近世界政治经济舞台的中心，中国人民也以“前所未有”的信心和实力接近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然而，由于近代历史上西方大国之间的权力转移常常是通过战争的形式，信奉现实主义的西方学者演绎出现为流行的“修昔底德陷阱”论。21世纪的新兴大国是否能够走出一条新的道路，即摒弃不合时宜的“零和”方式而选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为此，习近平主席曾在不同的场合，多次阐述基于合作、共赢及相互尊重的国际秩序及其核心理念。

　　毋庸置疑，在当今中国外交战略中，中美、中俄关系显然属于最重要的传统大国关系范畴。然而，中国与俄罗斯、美国关系的状况却不尽相同。2013年3月，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明确表达了俄罗斯在中国外交关系中占有优先地位的主张。的确，就中俄战略伙伴关系而言，两国政府不仅注重共同发展和互利双赢的抽象理念，而且双方在国际秩序的多元化，相互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及两国国内政治经济体制转型时期的战略诉求上达成了基本共识与互信。也就是说，中俄两国领导人能够从长期战略的高度去看待双方的具体分歧，与此同时在国际事务中积极开辟协调与合作的广阔空间。

　　相比之下，同一时期的中美关系经历了明显的跌宕起伏。从2011年起，中国领导人一再诚恳地提出中美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基础上。为此，习近平进一步提出构建“新兴大国关系”的倡议。其目的是要打破历史上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必然走向冲突这一所谓的规则。作为战略性概念，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就是务实与诚挚的，并在公开场合承认和尊重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现存地位。但是，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核心利益与安全感受却一直缺少俄罗斯式的理解与尊重。虽然中美双方业已达成了多项共识，新世纪的大国关系必须摆脱对抗与零和博弈的历史魔咒；但是美国在具体问题上则不断制造新的分歧，其中包括“亚洲再平衡战略”、“南海紧张局势”等等。这些症结再次证明，由于中美两国缺乏战略互信，美国社会中仍然不乏怀疑对方、担忧对方乃至遏制对方的利益集团，这是中美关系面临着最大挑战。

　　外交中，战略互疑是大国关系的本质性大忌，而妥善处理大国分歧的真谛在于从根本上排除战略互疑。在这方面，2014年中美两国通过高层接触、工作层沟通和实质性合作管控分歧的努力取得了积极成效，展示出走向成熟的大国关系所应有面貌。即便在并不十分有利的条件下，中美两国关系仍然保持并且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例如，双方同意建立重大军事行动通报机制、商谈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以及共同举行军演等实质步伐。然而，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仍然需要进一步的相互尊重与宽容。然而，这一点恰恰是美国在其历史形成时期缺乏的基本领悟。正如19世纪末美国“边疆学派”所说的，鉴于美国人追求标新立异及领土扩张，他们对已经存在的国家间疆界或民族间差异缺乏应有的尊重或认同。此外，历史上美国人形成了推崇自由主义和个人英雄情结；这反而导致他们在憎恨专制统治的同时，对历史上形成的多元文化及不同习俗很少表现出起码的理解和宽容。同样，由于美国人取得的巨大经济、科技和社会成就，反过来影响了他们在审时度势时常常拒绝考虑他人的切身感受。结果，当他们的理想与现实利益相悖时，他们不仅为自己的荒唐行为强行辩解，而且拒绝承认对方的合理诉求和平等地位。

　　总而言之，建立健康的中美关系是全球治理、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的关键。尽管双方在具体的地缘政治和地区安全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但从整个国际秩序构建上来看，中美关系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仍然充满希望。首先，科技的进步、全球化的进程，以及人类的文明提高都极大地限制了传统的对抗意识。相反，尊重、合作与共赢正在成为普遍的共识。换言之，国家之间已经具备了更多相互理解或共享信息的途径。挑起大规模战争不再会被任何国家所接受。第二，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少国家领导人提出了符合历史潮流的倡议，例如，“新兴大国关系”、“大国分歧管控”等，这些新理念正在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在相互磨合中得以检验，目的就是在竞争与合作中探索出一条最佳消除大国分歧与猜疑的途径。最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始终如一地明确声明，在迈入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中心的过程中，中国不仅是受益者而且是责任承担者和现行秩序的捍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