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打赏”背后，缺的不仅是监管

　　近日，家住上海的孙女士发现自己银行卡上25万元血汗钱“不翼而飞”。再三追问，13岁女儿小卞承认自己偷用妈妈手机，打赏给了网络男主播，每次汇款成功后，小卞都会将短信删除。据警方了解，小卞是主动送礼物给男主播，期间并未发生任何诈骗行为，所以公安机关并未受理此案；有律师认为，小卞未满16周岁，仍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可通过法律作无效认定。

　　两个月之内，父母25万的血汗钱就被13岁的小孩打赏给了网络主播。这事听起来足以让人诧异。可查阅相关新闻发现，这样的“极端”案例并非孤例，确实应引起公共层面的重视。

　　根据去年国家网信办发布的《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不管是主播还是围观直播的人，直播平台都要按照“后台实名、前台自愿”的原则，对其进行实名认证。在这起事件中，小卞使用的是父母的手机号观看直播并打赏主播，这里是否涉及到实名制注册的漏洞，值得反思。比如，仅仅用实名制的手机号码是否能够注册？如果还要求必须登记身份证号码等信息，像小卞这样未满16周岁却能用“马甲”瞒天过海“私自注册”，直播平台实名认证的门槛值得商榷。

　　此外，从打赏角度看，像小卞这样两个月内打赏了25万元，单次最高就接近一万的“高额打赏”，是否应设置更多的确认程序，也有必要予以讨论。这不仅是能将像小卞这样的未成年人私自操作的风险降到最低，从保障个人银行账号安全的角度，也很有必要。

　　尽管作为限制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小卞的打赏行为从法律上可以被认定无效，从而进行追回，可置于保护未成年人的角度，在技术可行的前提下，网络直播平台理当设置足够高的前置门槛，将未成年人参与网络直播的风险降到最低，这既是网络直播平台的社会责任，也是保护未成年人的题中之义。监管部门，也应当对网络平台是否履行了应有的未成年人保护责任做重点监督。

　　但是，在一个网络纵深发展的社会，像小卞这样的未成年人疯狂打赏乱象，需要反思的不仅仅是监管。试想，一个小孩拿着父母的手机观看直播、疯狂打赏，作为监护人的父母却完全不知情，这恐怕首先拷问的是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日常交流问题。无论是心理学家的分析，还是相关调查都显示，在现实生活中缺乏交流，精神陪伴缺失，甚至是存在感、尊严感不足，几乎是网络直播观看人群的主要特征。而这一特征，在本应享受家庭陪伴的孩子身上，就更显突出了。

　　必须承认，网络社会的到来，未成年“触网”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现实中，有两种极端做法都应该反思：一种是，一些父母由于过于忙碌，无暇陪伴孩子，就索性完全将孩子丢给了手机，这显然是不可取的；另一种是，不乏有些父母“谈网色变”，将孩子完全隔离在网络之外，这同样容易出问题，反倒可能激发孩子的逆反和好奇心理。而不管是哪种方式，说到底，都与父母和孩子之间的日常交流方式有关。甚至说，在外界“诱惑”更多的时代，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交流，父母对孩子的精神陪伴，日显重要。

　　相较于管理漏洞引发的如这起事件一样的对金钱的吞噬，置于整个互联网社会的大背景下，如何避免技术的进步造成对人特别是未成年人的情感与精神的“吞噬”，或更值得正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