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书文：从“四个讲清楚”看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

　　增强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业已成为时代的最强音。何为“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传统文化的内容是什么？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辨析，是弘扬的前提和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讲清楚”，即“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蕴含着丰富的理论内容，其中，就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而言，体现为四个原则，即历史根基，当代价值，国际视野，人类高度。

　　历史根基

　　中国传统文化有重史的传统。从甲骨卜辞看，3000多年前的商朝便有了专门的史官，自秦代以降就有了“左史记事，右史记言”的说法。中国的史传类文字构成了中国文献的主要组成部分，《四库全书》中，经、子、集三部实际上也有大量的“史”的内容；中国史书、史料之多，世界上无出其右者。以史为鉴，由史知兴替……“历史在古代中国所起的作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对神的崇拜和对某种宗教的信仰”。重史传统的形成，与丰富的历史传统直接相关；从另一个层面讲，中国重史传统，又直接增强了历史传统的丰富度。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核心理念，包括道、中、和、仁等等，无一不是从历史的深处走来，是有本之木、有源之水。如讲仁爱，后世把三皇五帝时代舜视作仁爱的典范；儒家经典《论语》共两万多字，“仁”字便出现了109次；孟子有“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到了宋代的张载更是提出“民胞物与”的主张。这些思想家的仁爱观念，聚合成中华传统文化中讲求爱人有差等、由近及远向外辐射，以爱家人为基本、辐射到爱他人、再辐射到爱天地万物的中国仁爱思想体系。凝魂聚气，强基固本。一个持续生长了几千年的文明，有着健旺的精气神。母性的土地，滋养出特色独具的文化风景。中华传统文化成长于中华民族特有的生存环境之中，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包含着中华民族高超的生存智慧，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文明持续健康发展的底气，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当代价值

　　树大根深，枝繁叶茂。中华传统文化涵盖精神信仰、哲学观念、政治制度、社会风俗的各个层次、各个方面，是一棵生机盎然的大树。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醇厚的文化基因给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的精神滋养，也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当代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不竭的源泉。比如，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仁爱理念内蕴着深刻的平等观，它内在地承认人与人在生命价值上是平等的，因而才能把人当作与自己一样的人来对待。对他人的尊重，深含人道精神。这种理念，既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一种高超的生存智慧。现代社会、国家、个人的发展，必须以“爱人”、“成己成人成物”为前提与目的。“仁爱”可以说是“和谐”“公正”“敬业”“友善”等价值观的源头。仁爱观念促进和谐人际关系的建立，有利于家庭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利于推进世界和平，有利于良性生态环境的建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仁爱”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理应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题中应有之义。再如，中华传统文化主张“民惟邦本”，并设计了民本的三个层次，即爱民育民，关心下层人的疾苦；节制欲望，使民以时；为民谋利、执政为民，“泽加于民”(孟子)，这为当代治国理政提供了丰富的借鉴。代有传人，一脉相承。中华传统文化鲜活地生长于当下的生活之中。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基于独特的生存环境长期发展而成，内蕴着中华民族的生活习惯、生存智慧、文化理念，积淀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在当代社会的各个层面、方方面面生动呈现。

　　国际视野

　　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不断全球化的历史。从封闭走向开放，从隔离走向融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民族国家体系、国际劳动分工、世界劳动秩序四个维度阐述了全球化。当今时代，随着互联网的强大助力，全球化已成为现代人广泛关注的世界性话题。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只有交流互鉴，人类文明才能充满生机。”交流使互鉴成为可能，互鉴是交流的目的所在。将中华传统文化以国际视野进行考量、辨析，也才能真正将其“讲清楚”。比如，中华传统文化讲“仁爱”，基督教文明中讲“博爱”。仁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右”（孟子），因源于有差等的爱，由亲情之爱上升到人类之爱，再扩展到对万物之爱，由“孝悌”到“爱人”，从“修己”到“安人”，因而平实切行。这就与基督教文明中的“博爱”显出各方面的不同：来源不同，一为上帝，一为人的生命，因而前者是权威的要求，后者是真情的流露；目的不同，一为个人的得救，一为推己及人，传递个人的感受。以“博爱”来关照“仁爱”，中华传统文化的重亲情的人间性表现得格外鲜明。再如，同样是讲守信，以西方人的“契约”来审视中国人的“诚信”，便能看出诸多的不同。契约式的守信，是外在规则约束下的守信，是通过外在强制性的规范约束对不守信的人以惩罚来实现的。与此不同，中华传统中的“诚信”，源于内在的道德性的要求，是君子之则。这种诚信，基于血缘、地缘与人缘的熟人社会现实，也因此，当贸易发达、商业活动相当复杂的时代，单凭血缘、地缘和人缘的信任就无法维持了。中与西，古与今，架构起讲清楚中华传统文化的两个认知框架。“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在与异质文明的对比之中，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质，其优势与不足，方能充分地显现出来。在此过程过，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也才能丰富彰显。

　　人类高度

　　国际视野，当然不是唯西学的马首是瞻，而是借此综合创新，以人类的高度来审视中华传统文化，也就是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来“讲清楚”中华传统文化。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的场合向国际传达过这一当代中国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向世界传达了在国与国关系中追求和平发展的愿望，这也是一个具有丰富哲学意味的范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中华传统文化追求高远、思想深邃，在人类思想的高处与其他文明相遇，是整个人类文明的瑰宝。仁者爱人，重和合，求大同，有利于缓释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人与天地万物一体”、“民胞物与”有助于建构新的生态环境伦理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规划，对正确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具有启迪意义；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构画了人类发展的未来远景。中华传统文化体现出中国人的生存智慧，也丰富了整个人类的立命之学。

　　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传统文化，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融合新质、转换创新的产物。中华传统文化，富有海纳百川的创新精神和巨大的创生能力。时移事易，新的时代，新的处境，中华传统文化也承担着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责任，把握时代脉搏，吸引人类其他文明的优秀成份，引领时代前进，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源源不竭的丰厚滋养。中国当代生态文明建设，要植基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仁爱”观念，同时也要融入现代科学的生态理念；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民本”观念，在家天下的背景下，强调的是“为人民的统治”，而忽略了“人民的统治”，融入现代的民主观念，才能推进人民民主专政；现代诚信要建立在现代社会发展的基础之上，把西方法律文化中的自由、平等、权利等契约诚信作为重要的参考，实现美德与制度的结合等等。《尚书·说命》中有“知之匪艰，行之惟艰”，朱熹认为知先行后、知轻行重、知行互发，王阳明进一步推进到“知行合一”，影响了孙中山的“知难行易”。由知行关系来看，中华传统文化的“双创”与四个“讲清楚”也是“合一”的两个方面。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华传统文化正日渐焕发出新的生机。走在伟大民族复兴道路上，中华民族的发展，要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面临诸多困境，人类要进步，要从中华传统文化中寻找智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究”（2015YZD17）、山东省2015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创新重大项目“齐鲁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作者：山东师范大学山东省齐鲁文化研究院、文学院教授，本文刊登在《理论学习》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