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对于全世界无疑都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对中国的发展进程来说，更是“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一年”。由于外部环境不断恶化，关于明年经济工作大盘如何定，早就成为经济界人士关注的焦点话题，为来年定调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比往年召开得迟一些，因此这次会议，就更加引人注目。
据记者的观察，本次会议有两个比较突出的特点：一是在宏观政策取向方面，10多年后重提 “稳中求进”，上次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背景下，为1998年定调的经济工作会议上；二是在指导思想层面，在4个“牢牢把握”中突出强调了通过改进民生，来强化内需市场，第一次把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突出出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断和决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政策取向？
12月14日下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刚闭幕，记者联系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余斌研究员，请他就本次会议的最新内容、核心话题作出解读。
欧债危机持续恶化外部环境更加复杂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注意到这次会议在分析明年经济形势时，用了一段这样的表述：“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加强风险评估，及早准备预案，及时采取措施，有效化解各种风险。”这就是说，对于目前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判断并不乐观。
余斌：总体来看，欧债危机还在蔓延和恶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有所加深；美日经济尚没有找到持续复苏动力，世界经济形势复杂动荡。加之美法俄等大国明年面临大选，商业周期和政治周期碰头，各种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同时，短期因素和中长期因素叠加，使国内需求也存在放缓压力，部分潜在风险增大。2012年经济形势异常复杂，而国际、国内对中国政府的期望都很高，这使得我们面临的宏观调控任务十分艰巨。
在此背景下，我国的国际压力会有所增加。除了人民币升值的老问题，发达国家面对债务危机，可能要求中国无条件地参与救援行动，并在其他方面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少数发达国家试图把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责任推到中国身上。在世界经济放缓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调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带动其经济增长也持有较高期望。如果这种期望得不到满足，也可能会转化为不满。明年外部环境趋于更加错综复杂，而且十分脆弱。
国内经济增速面临下行压力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也注意到，几天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还罕见地使用了“增强忧患意识”这样的表述，说明中央高层对形势是有相当充分的预估的。通过对国内当前经济运行状况的研究，你有什么新的发现？
余斌：从长期看，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高速增长的后期，潜在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支持这个结论的理由是：首先，短期需求存在下行压力。受国际经济放缓影响，出口增速将下降。明年欧元区经济可能负增长，发达经济体整体增速将低于2％，我国出口增长预计从今年20％左右下降到10％左右。
另外，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有所回落。我国制造业投资与出口有很强的正相关性。通常出口增长10％会拉动制造业投资增长3—4个百分点，出口增速回落10个百分点左右，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制造业投资扩张。从房地产投资看，由于目前房地产开发企业待售房面积处于历史同期最高水平，未来一段时间商品房投资进度将会放缓；2012年保障房投资新开工面积有较大下降，公租房和廉租房融资难的问题尚未根本解决，投资增速也可能回落。预计明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为20％左右，比今年回落4个百分点。
中国经济时报：不论是外贸还是投资，近期的数据大家有同感，那么从中长期看呢？
余斌：从中长期看，潜在增长率也会开始下降。我国“十一五”时期经济年均增长达到11．2％，即便是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较为严重的2009年也超过了9％。部分人因此认为，我国经济增长处在10％以上才是正常的。其实，我国需求结构、人口结构、劳动力供求等经济基本面因素正在发生变化。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高速增长的后期。今年，东部发达省市经济增长明显回落，基础设施投资的潜力和空间也在缩小，这很可能预示着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
中国经济时报：是不是还有通胀压力长期化的问题？
余斌：目前看，物价过快上涨态势得到有效遏制，预计全年CPI涨幅略高于5％，明年有望回落至4％以下，短期内通胀压力将明显减轻。但同时也应看到，物价上涨的中长期因素没有根本消除，反通胀仍具有长期性。全球流动性仍然宽松，美欧都将继续实施宽松货币政策；新兴经济体因外部需求下降和通胀压力减轻，将一定程度放松货币。宽松流动性、地缘政治动荡等因素影响持续存在，大宗商品价格还将高位运行。而且我国经济正处在成本上升阶段，劳动力成本和资源价格的上涨都具有长期性特点。
继续追求高增长既不现实，也不应成为政策目标
中国经济时报：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对高增长似乎有了路径依赖，没有了高增长，中国这列“高铁”将会怎样？能实现软着陆吗？
余斌：我的看法是，经济增长重回“十一五”时期的高增长，既不符合“十二五”转变发展方式的现实要求，也不应成为政策追求的目标。从日本、韩国的经验看，一旦潜在增长率下台阶，扩张性政策并不能拉高增长速度，反而会积累新的风险。
还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从中长期看，我国要保持经济较快增长，已经不是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和外延式增长所能解决的，必须从体制、机制等方面入手，通过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在有效防控风险的同时，加快我国增长动力从要素投入为主向创新驱动为主的转变。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注意到，这次会议没有像以前那样为明年经济增速提出一个具体的指标，关于2012年的经济增速，许多机构和专家都有自己的判断。如果请你做一个预测呢？
余斌：受短期因素和中长期因素叠加影响，明年我国经济增长将比今年有所放缓，在不爆发全球金融危机的情况下，2012年经济增长有望达到8．5％左右。
在“双保持”的前提下稳中求进
中国经济时报：从你的分析看，国内外经济形势远比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复杂得多，也严峻得多。今年在宏观政策的总基调上重提稳中求进，“稳”和“进”的关系是什么？如何理解宏观调控的弹性和灵活性呢？
余斌：的确，明年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异常复杂，因此明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首先是稳，要化解各种风险。这就应在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同时，更加注重宏观政策的前瞻性及中期效果，增强弹性和灵活性，要视条件变化而相机决策，努力化解各种风险，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
同时还要“进”，因此在政策导向上，在抑制资产泡沫的同时，着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在深化垄断行业改革的同时，着力改善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在调整和优化结构的过程中，着力推进各种类型的创新活动；在促进内外平衡的过程中，着力利用外部资源提升我国产业的长期竞争力，切实将经济工作的重点放到调结构、促改革、转方式上来，稳步朝“十二五”预定目标迈进。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也注意到，在强调风险意识的同时，中央还强调了机遇意识。这是不是在为“进”字埋下伏笔？
余斌：稳中求进是一个多重含义的关键词，我们既要看到“稳”的一面，也要看到“进”的潜台词。我的理解是，可以用 “双保持”来解释“稳”和“进”的关系。
第一个就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重点是防止经济过快下滑，并对意外大幅下滑可能产生的风险有所防范。短期政策重点，一是规范发行制度，加大企业债、市政债发行规模，主要用于支持保障房建设稳步推进。二是进一步改善进城农民工公共服务，以农民工市民化促进城镇化稳步推进。三是把加大民生领域的投资，作为结构调整和稳定短期投资的重要举措。四是利用国际资金避险，人民币短期升值压力减小的时机，采取非对称加息操作，在维持贷款利率不变前提下，小幅提高存款利率，适当缩小利差，缓解长期负利率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五是继续推进结构性减税政策，在适当增加资源、环境和财产税负的同时，减轻劳动工资、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税负，激发经济内生活力。
中国经济时报：在通胀压力持续的背景下，稳定物价是不是也是一个重要方面？
余斌：对。第二个“保持”就是要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与此同时也要“进”。重点是利用物价压力短期减轻时机，积极推进价格和结构改革，合理释放体制性和中长期物价压力，防止物价大起大落。明年物价调控目标不宜定得过低，要为价格改革预留一定空间。积极推进资源要素和公用事业价格改革，虽然短期内会增加物价上涨压力，但中长期有利于释放体制障碍，保障供给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减轻未来通胀压力。将成本油价格调整周期由现在的15个工作日调整为5个工作日。进一步推动投资体制改革、输配电价改革，加快研究制定我国能源市场化改革的系统方案。同时增加对低收入群体补贴，提高他们的承受能力。
微妙三角关系：稳增长、调结构和控物价
中国经济时报：如果明年经济增速放缓，是不是会有一些隐患因素凸显出来？比如楼市？
余斌：保持增长，防止经济下滑，还要高度关注几个领域潜在风险，并提前做好应对预案。明年投融资平台将迎来集中还款高峰，局部地区可能面临一定偿付压力；当增长放缓后，产能过剩问题凸显，部分行业可能出现较大面积亏损；如果房价较大幅度下降，银行、地方政府都面临巨大资金压力；不规范的民间借贷和泡沫经济结合，一旦出现资金链断裂，可能引发较大冲击和群体事件。
中国经济时报：这次会议还强调了要处理好“稳增长、调结构和控物价”三者关系，这里是不是有个统筹协调的问题，不能像过去那样只顾一头？这其中的微妙关系怎样处理？
余斌：处理好“稳增长、调结构和控物价”三者间关系，依然是我国明年经济工作的关键。从国情和现实出发，在较长时期内保持我国经济适度、合理增长，仍是处理三者关系的关键所在。在发展中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是我国多年积累的一条重要经验。我国城镇化率不到50％，中西部地区尚处在快速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阶段，交通、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领域存在一定投资空间，住房、汽车、家电等与住、行相关的消费扩张潜力很大，这些都决定了我国有能力保持适度、合理的经济增长。结构调整是降低经济运行风险，转化增长动力，培育新的竞争优势，推动经济在更长时期内保持平稳增长的根本途径。应当看到，现阶段物价波动是供求、内外、长短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也是部分结构性扭曲的外在表现。在增长下行背景下，要积极推动结构调整，加快理顺物价关系，争取在更长期内保持物价基本稳定。（本报记者 谢宝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