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种迹象表明，国家级开发区正在实现由政策优势向综合投资环境优势转变。

　　“我们已经从招商引资发展到招商选资、招商择资。”福建福清融侨国家级开发区管委会主任魏唐茂告诉记者，开发区发展模式的转变已经直接体现在产业链招商方面。

　　而这种转变的压力源于两税合一、加工贸易政策调整、动力成本上升、资源和能源紧缺、环保标准提高以及更为严格的建设用地管理政策等。

　　“投资回报率在降低，产业竞争力的强弱对吸引投资越来越重要。”融侨开发区有关人士表示，在全国投资政策趋同的发展态势中，开发区未来的决定性因素就是“大项目－产业链－产业集群－产业基地”的方向，工业导向功能持续弱化，服务产业集群成为主流。

　　新形势下的新思路

　　“配套的企业会越来越多。”冠捷电子资深副总裁林允武向记者表示，“吸引投资的趋势就是产业的上下游整合，提高本土竞争力。”

　　台资企业冠捷电子于1990年12月落户融侨开发区，至今其周围已经集聚了57家配套企业，在这里建成了全球最大的电脑显示器生产基地。

　　融侨开发区提供的资料显示，今年前3季度新批企业21家，总投资6988.27万美元，但合同利用外资仅2027.52万美元。而增资的16个项目中，合同利用外资占到近80%。

　　“开发区之前的投资以外资为主，现在是内外资并举，甚至内资不亚于外资。”魏唐茂称。

　　而外商投资减缓的原因在于加工贸易政策的调整。“有些企业已经准备迁移。”厦门台商协会会长曾钦照表示。

　　据曾钦照透露，原先在厦门投资的多家台资企业正在往越南、印度等地转移，“有几家已经开始在越南试产”。但这些出走的企业大都集中在高污染、高耗能和资源性的“两高一资”行业，以及出口退税大幅减少的产业。

　　“现在陆续还有一些企业到越南、印度考察。”曾钦照说。

　　但曾的电子企业却选择在国内调整，“我在苏州的工厂已经在建厂房，规模是厦门的一半，主要看中那边的配套能力更强。”曾钦照称，“一部分企业出去，另一部分就会蜂拥而入，有利于产业的上下游集聚与优化升级。”

　　事实上，随着国家级开发区现行的部分税收优惠政策被产业优惠政策所取代，以往综合式、产业大杂烩的发展思路，已经发生逆转，取而代之的是更加注重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发展模式，尤其是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结合将更加紧密。

　　针对开发区面临的调整关口，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协会副秘书长蒲少伟认为，必须积极运用政策调整带来的影响，乘势而上推进企业转型和产品升级，从实际情况出发尽快启动梯度转移。

　　而产业发展及其产业链定位模糊的开发区，将在新的挑战中逐步丧失竞争力。

　　建议制定开发区法

　　“开发区对资本的吸引力正在从政策性吸引转向综合产业发展环境的吸引，但开发区自身发展遇到的管理体制变化，却无法在法律上得到突破。”融侨开发区一位官员表示。

　　融侨开发区管委会全部工作人员为30人，5个内设机构向上对应商务部、省和福州市有关机构，日常业务对口衔接福清市直各单位，还要协调所在镇街，服务200多家在产企业。

　　“国家级开发区和所在地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行政交叉管理现象十分常见。”上述官员称。

　　但作为一个试验性区域，开发区并不具有一级政府的权力。即使一样是国家级开发区，但上海、北京等直辖市与省会城市和县级市的国家级开发区，其级别差距较大，审批权限也不同。

　　而现在，很多地方都在考虑国家级开发区与周边经济区域的功能衔接，把国家级开发区的发展与母城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并且事实上开发区最终会成为多功能综合配套的新城区，但开发区土地却不能用来开发房地产，这不利于多种配套的建立。

　　“虽然商务部、科技部及国务院法制办正在加紧制定《国家级开发区管理条例》，但从草拟稿来看，我们认为还是无法解决国家级开发区存在的法律定位模糊和法律授权不足的问题，我们建议制定国家统一的《开发区法》，并且已经将调研报告上报国家有关部门。”中国开发区协会人士透露。

　　据他透露，要求制定《开发区法》的调研报告，是由长春开发区牵头的课题组经过调研后上报的，其主题就是要求明确和保障新时期开发区的法律主体地位，在宏观层面上规划开发区在新时期的目标定位，包括区域功能定位、产业结构定位和管理模式定位等，为开发区的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立法显然还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变革已经降临所有的开发区。

　　对于开发区面临的日益加剧的挑战，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陈文玲认为，开发区要想保持其特殊竞争力，形成资本、技术、人才、产业的密集区域，就必须正确处理6个方面的关系：合理利用外资与自主创新的关系；制造业发展和服务业发展的关系；开发区发展扩大和土地利用的关系；产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服从政策和体系创新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