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家底”往往吃力不讨好，但广州市却公开亮出了“欠账单”。
12月25日，在广州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上，该市审计局副局长冯慧光在《关于广州市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的报告》(简称“《报告》”)中说，“截至今年6月末，全市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为2414.03亿元，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为1786.15亿元。”
“对于广州这样的沿海发达城市来说，这样的债务水平显然不高。”区域经济专家徐长乐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也就是说，广州仍能在可控前提下发行一定的地方债，进一步快速地发展地方经济。”
徐长乐同时认为，广州公开晒出自己的地方债务账本，或能起到一定的示范和积极意义。可以猜测，未来更多的城市可能会公布自己的地方债务水平，这实际上也符合政府公共决策透明化的趋势。
广州首晒账本
据上述《报告》介绍，广州市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最早发生在1984年，1987年开始举借内债，1997年以来，广州市地方政府性债务呈逐年增长趋势。1997年初债务余额40.68亿元，2010年末债务余额增至2474.54亿元。
2011年末，广州市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为2417.26亿元。到了今年6月底，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为2414.03亿元，再次比2011年减少了3亿元左右。
“虽然不能判断债务量这两年持续下降，到底是有意控制，还是自然之举，但是从债务占比GDP的情况看，广州的负债水平并不高。”徐长乐认为，未来，广州仍可有计划地规划自己的发展方向，在建设方面，也不会出现资金极度紧缺的状况。
广东媒体也介绍，截至2011年末，广州市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的总体债务率为69.49%，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的总体偿债率为15.45%，“均低于国际公认的100%债务率和20%的偿债率的警戒线标准，风险总体可控”。
不回避问题
不过，《报告》同时提出，在2010年末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中，闲置半年(含半年)以上资金共10.05亿元，资金闲置期间累计支付利息就高达0.41亿元。《报告》还称，“个别融资平台公司抽逃资本。2003年至2004年，县级市的2家融资平台公司将注册资本金全部抽逃，涉及资金1亿元。”
审计发现，“2010年末，广州市本级和4个区(县级市)未按规定对本地区债务实行财政统一归口管理；市本级和区(县级市)全部未按规定制订政府性债务风险指标，且未建立债务风险评价预警体系和风险控制机制。全市有5个区(县级市)未按规定建立政府外债还贷准备金或其他政府性债务偿债准备金。”
对此，广州市审计局对媒体建议，“对于地方政府性债务要合理化解存量债务，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统一政府性债务归口管理部门。特别是要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职能界限，防止大包大揽和越俎代庖。同时改进领导干部业绩考核办法，增加涉及债务考核的相关指标。”
“问题固然需要重视，但可喜的是，广州市在公布债务的同时，并不回避发生的问题。”徐长乐说，“城市的经营与发展，不能光靠政府，也需要公众和媒体的监督，更需要考虑公众的意见等。”
应更大胆探索
可查资料显示，目前除了广州公布了债务，广东省官方和佛山市的南海区对外透露过自己的地方债规模。
去年10月6日，佛山市南海区披露，至2011年8月底，南海区的政府性债务余额为207亿元，其中，水利9.8亿元，市政25.7亿元，交通36.4亿元，公资系统115.1亿元，省统贷贵广(南广)铁路贷款南海区承担部分5.6亿元，市统贷广佛轨道贷款南海区承担部分15.5亿元。
“广东一直是中国先行先试的区域，他们能公布地方债的情况，并不意外。同时，明确债务规模，有利于城市下一步的规划，避免重复的资源建设。”徐长乐说，“但我们的反问是，他们公开亮出家底的举措，是不是能起到示范作用？是不是能有更多的地方政府效仿他们，公开自己的地方债规模？同时，有关部门是不是能在广东某地建立相关的试点区域，公布每年、甚至是每个季度的地方债规模等。”
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彭澎在媒体上撰文称，广州能在全国较早对地方债实行人大监控，不再遮遮掩掩，就是一种进步，“今后如何根据国家的改革计划，将地方债从以融资平台的隐性债务转化为地方债券式的显性债务，并因此使监控从政府内部转向人大再转向社会公众，广州不妨更大胆地探索”。(《国际金融报》记者 黄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