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上海财税部门的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上海共有14.2万户企业纳入“营改增”试点范围，比年初增加了2.4万户。与营业税税制相比，上海“营改增”试点企业和原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整体减轻税负约56亿元。
记者调查发现，“营改增”的积极效应远远不止于减税，其大大提升了上海现代服务业的能级，促进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营改增”推动企业加大设备投入、加速拓展市场，成为“稳增长、调结构”的有力推手。
“波及效应”彰显 以“减法”来稳增长
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作为结构性减税的重要内容，“营改增”有力地配合了上海的“稳增长”步调。
由于实施“营改增”后，试点企业开出的增值税发票可被下游企业用于进项抵扣，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市场竞争力。也就是说，减量后面蕴藏着不小的增量。
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上海“营改增”试点企业加快拓展市场，本市客户数同比增长7.2%，外省市客户数同比增长11.6%，境外客户数同比增长3.4%。境外合同金额同比增长30.2%，试点企业吸纳就业人数同比增长8.9%。
对于部分物流企业反映的“加负”问题，实际上也是给下游制造业创造了更大减税空间。北芳物流集团高级物流师龚慧珍介绍，税改前公司征收3%的营业税，改革后征收11%的增值税，而下游制造业从收取7%的运输业发票改变为收取11%的增值税发票，增加了4个百分点的抵扣税额，相应减少税负。
记者了解到，“营改增”试点改革后，原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税负普遍下降。试点一般纳税人开给原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应税服务增值税进项抵扣税额新增93.3亿元，使其税负因抵扣增加而相应下降。
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周振华指出，“营改增”的重大意义在于其波及效应：一方面，企业自身的业务链条越长，波及效应越大，企业越得益；另一方面，“营改增”试点范围越大，覆盖的行业越广，波及效应越大，企业也会从中得益。
促服务业态创新 以“加法”提升产业能级
专家表示，“营改增”实现了从“道道征收、全额征税”向“环环征收、层层抵扣”的转换，打通了连接二、三产业的增值税抵扣链条，从制度上解决了货物与劳务税制不统一和营业税重复征税的问题，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创造了有利的税制环境。
在增值税体系下，服务业企业如果更新设备，可以作为进项纳入抵扣范围。央企中国海运集团子公司中海发展近期公布的中报显示，今年上半年企业应交税费为1.94亿元，同比下滑473%。原因就是上海实施“营改增”后，中海发展在报告期内建造船舶产生大额未抵扣进项税挂账导致。在当前新船价格大幅下滑的背景下，航运企业如果借机调整船队结构，无疑能够提高长远的市场竞争力。
上海华谊集团财务总监常清告诉记者，“营改增”使得服务企业要动脑筋，不做简单的资源消耗型的低端服务业，而要做装备型、集成化、信息化的高端服务。
统计显示，在目前上海的“营改增”试点中，新增企业为1.29万户，新办企业为1.1万户，主要集中在文化创意、鉴证咨询及研发和技术服务等新兴业态。今年上半年在房地产行业负增长的情况下，上海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3%，占全市生产总值的60.4%，比去年同期提高2.6个百分点。
破除税制瓶颈 以“乘法”增强资源配置能力
随着税制瓶颈的破除，跨国公司落户上海的意愿明显增强，对提高上海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起到了可喜的“乘法”效应。今年上半年，在世界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上海新设立跨国公司地区总部27家、投资性公司13家、研发中心14家，总部聚集效应进一步显现。
毕马威中国税务合伙人王军分析，许多跨国公司在上海设立区域总部，把IT、财务、人事和研发等功能集中到上海。但在原来的税制下，由于总部跟分公司之间仍需独立核算，都必须缴纳营业税，且不能抵扣，这样整个集团的税负会高。“营改增”后，上海总部开具增值税发票可供抵扣，上海总部的作用得到进一步提升。
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是上汽集团与通用汽车共同投资的从事汽车设计和研发的企业。“营改增”试点后，企业调整经营方式，选择对所有的境内收入缴纳增值税，上半年境内研发服务收入增长17%。其中，企业向上海通用提供研发服务，增加其抵扣税额。企业表示，虽然自身税收金额有所上升，但泛亚作为汽车产业链的中间环节，实现了集团税负下降，确保了集团整体利益。
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市财政局局长蒋卓庆表示，“营改增”在改革设计上体现了我国税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在改革导向上推动了以服务经济为主的结构调整，在改革实践上激发了企业创新发展服务业的热情。随着“营改增”改革的试点地区和试点行业范围不断扩大，其“稳增长、调结构和提功能”的效应还将进一步显现。新华网(记者 姚玉洁 何欣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