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浙江银行业上半年不良贷款“双升”引起业界强烈关注。《第一财经日报》获悉，浙江银监局局长韩沂在最近一次讲话中表示，今年下半年，浙江省银行业信用风险的防控压力有增无减，首先需要防控企业资金链、担保链风险的进一步扩散。
同时，针对浙江不良率的快速上升，韩沂质疑并要求银行反思过度授信、风险管控能力不足和追求短期利益而盲目扩张等问题。
在今年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的大环境下，银行业不良贷款是否会大面积抬头，也是业界的隐忧之一。
而本报获得的数据显示，上半年银行业不良率的变化呈现出较大的地区性差异。与浙江相反，广东省四大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率比年初呈现“双降”趋势。
不良贷款上升引起浙监管层关注
浙江不良贷款的快速和持续上升，引发了社会和监管层的关注。
本报从可靠渠道获悉，8月1日，浙江银监局印发了韩沂在2012年第二次浙江银行业监管情况通报会上讲话的通知，通知下发到浙江省内各金融机构。
“目前浙江省出现的债务危机是经济金融、体制机制等诸多矛盾的集中反映，经历了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浙江的优势已经充分体现，而现在到了暴露问题的时候。”
韩沂表示，浙江经济结构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如：产业层次比较低，产业转型升级缓慢；以“轻小集加”、民营经济为主，核心竞争力不强；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相对较少，产业空心化和虚拟化的趋势加剧。在2009年后的信贷大扩张中，浙江资金主要投向抗风险能力比较差的民营企业和个人，当经济下行时，各种风险非常容易暴露出来。“我们的基本判断是，目前的不良上升是宏观经济下行、银行过度授信和企业经营困难的集中体现，与浙江省企业的基本面是一致的。” 韩沂说。
韩沂表示，当前浙江信贷投放的原则应是，以优质和合理的增量换取存量贷款的安全和稳定。“把目前的困难和问题放在一个更长一点的时间段来看，这么提，应是比较稳妥的。”
浙江银监局7月30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浙江省不良贷款“双升”。截至2012年6月末，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不良贷款余额759亿元，比年初增加267.7亿元；不良贷款率1.34%，比年初上升0.42个百分点。
在7月中旬，温州银监分局也公布了今年上半年的不良贷款数据。截至6月末，温州市银行业本外币不良贷款余额181.4亿元，比年初增加94.47亿元；不良贷款率2.69%，比年初上升1.33个百分点。而2011年6月，温州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为0.37%，今年2月末，温州不良贷款率为1.74%，3月末为1.99%，4月末为2.27%，5月末为2.43%，6月末为2.69%，不良贷款率已连续12个月上升。
浙银监局要求反思四大问题
在这次讲话中，韩沂批评，浙江从去年下半年出现的企业主“跑路”到现在的企业资金链风险问题，“客观上银行也有责任，不少银行市场定位和信贷机制存在偏差，多头贷款、盲目授信、三查不严等，涉及到银行的体制机制问题。”
韩沂详述了四个方面的问题值得银行认真总结和反思。
一是过度授信问题。他表示，历年来，浙江都是全国银行业信贷投放和利润来源的重点区域，在追求规模扩张和高回报的驱动下，银行信贷投放已远远超出实体经济的真实融资需求。从宏观上体现为信贷增长与浙江省GDP增速的不匹配，从微观上反映为企业负债率的高企。在企业偏离主业、盲目投资，甚至脱离实体经济，借助信贷杠杆参与炒房和民间借贷的过程中，银行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是银行风险管理能力不足。浙江中小企业贷款的互保、联保现象普遍，根本原因是在现有银行体制和众多银行同质化竞争环境下，银行风险管控能力不足，只能将抵质押担保作为控制风险的主要手段。但事实证明，在经济下行期，企业之间的互保非但不能化解和缓释风险，反而进一步传递和放大了风险。
据其披露的数据，在6月末浙江省内全部企业和个人经营性贷款余额中，单纯以保证方式发放的贷款占比达38.3%，另有以抵质押和保证组合形式发放的贷款尚无法统计。
三是银行风险应对和处置方式值得反思。韩沂认为，在出现问题后，部分银行草木皆兵，对生产经营和现金流正常的企业也开始采取抽贷和压贷行为，也有部分银行因为不良率上升太快，被上收了贷款审批权限，无法对企业进行正常的续贷，进一步加剧了企业的资金链紧张程度；此外，在存在多头授信的企业中，一家银行的抽贷往往造成其他银行的风险上升，如辖内某国有银行今年新发生的不良贷款中，因其他行收缩授信而直接引发的不良贷款率达到了1/6。
第四，韩沂认为，在整体形势不利条件下，尽管银行整体面临困难，不同银行的表现差异很大。部分机构依然表现相对稳健，而一些资产质量恶化程度和速度明显超过同业的银行，应当反思自身业务发展模式和内控机制是否出了问题。
“无论经济形势和政策环境如何变化，真正的好银行必然是以长远发展为目标、持续稳健经营的银行，而不是追求短期利益，在经济繁荣期盲目扩张的银行。”
有受访的银行业人士对本报表示，从全国范围上说，这四个问题均带有一定普遍性。在经济增速放缓情况下，如何协调短期和长期利益，做好风控，值得银行业深思。
对于下半年浙江银行业的风险问题，韩沂认为，防控的压力有增无减，应首先防止企业资金链、担保链风险的进一步扩散。此外，由于下半年风险仍有可能持续暴露，尤其要关注造船、光伏、“三材”贸易等行业的资金链安全。
广东四大行不良双降
与浙江不良贷款的尴尬局面相反的是，广东地区的不良贷款得到了较好的管控。
本报从可靠渠道获得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广东省工农中建四大行合计不良贷款余额为203.8亿元，比年初减少7.6亿元；不良率0.97%，比年初下降0.11个百分点。其中，工行、中行、建行、农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分别为69.2亿元、42.9亿元、36.1亿元和55.5亿元，分别比年初减少4.2亿元、0.4亿元、2.2亿元和0.9亿元；不良率分别为1.02%、0.83%、0.81%和1.23%，分别比年初减少0.15、0.05、0.13和0.1个百分点。
而另据知情人士对本报表示，截至今年5月末，温州的工农中建四大行不良率分别为1.99%、1.40%、2.67%、2.74%，相比4月末，除建行下降了0.04个百分点之外，其他三家大行都延续上涨趋势。某些股份制银行5月末的不良率甚至已达7%以上。
尽管对比月份相差一个月，但广东与浙江四大行不良率仍显示出较大差距。
多位受访人士表示，因不良贷款率=不良贷款余额/贷款余额，分析不良率需要考虑贷款余额是否有缩减以及新增信贷增长缓慢。若新增信贷增长缓慢，致使分母变小，将导致不良率上升。此外，由于今年企业贷款需求减弱，中大型企业通过直接融资减少对银行依赖的情况也越来越多，或缩小贷款余额数据，导致不良率数字的上升。“比如，今年广东上半年的贷款增幅就比较缓慢。”根据央行广州分行披露的数据，截至6月末，广东中外资银行业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63447亿元，增长13.8%，比去年同期低0.2个百分点。
两地银企风格之别
虽然理论上如是，但广东多位受访银行人士一致认为，浙江和广东的不良率差异主要与两地区企业主经营风格以及银行业风险控制风格不同有关。他们并预计，今年全年，广东地区银行业不良率不会较大幅度上升。
一家城商行总行公司业务部负责人对本报表示，根据其前几年在广东省某国有大行公司业务部工作的经验来看，广东和江浙一带银行业的风控风格迥异。“从江浙一带信贷文化上看，上司比较信任下属客户经理对客户资质的判断能力，而广东地区则恰好相反，业务部门管理层更注重挑项目的毛病。这造成了广东审贷风格偏保守和谨慎。其实，近几年广东和浙江的经济增速和模式差不多，但依据前几年我在国有大行工作的经验，明显感觉广东的信贷增速比不上浙江。”
广东一位农商行总行信审人士则对本报表示，广东银行业不良率不高与广东企业主经营相对保守和稳健有关。在贷款用途上，广东企业主显得更为踏实，贷款资金挪为他用的习惯不如江浙一带盛行，因此金融杠杆率较小，风险扩散面相对较小。
韩沂在上述讲话中表示，浙江企业把大量资金用于非生产领域，导致的风险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去年三四季度，以温州为代表的局部地区企业“跑路”、倒闭，这些企业涉及炒房、炒矿和民间高利贷，并且高利负债。第二个阶段是今年上半年，企业风险事件向杭州、嘉兴、湖州等地区扩散，出现风险的企业“五个症候群”问题比较突出，即公司治理不完善、关联企业多并且复杂、偏离主业、现金流波动大、负债比较高。第三个阶段是今年五六月份以来，企业资金链、担保链的问题成为主要风险点。
韩沂并从另外一个方面阐述了区域性差异的原因。他认为，在2009年后的信贷大扩张中，浙江资金主要投向抗风险能力比较差的民营企业和个人，当经济下行时，各种风险非常容易暴露出来。而中西部地区近三年来贷款主要投向政府融资平台和国有企业，相对而言，风险短期内不容易在账面上显现。
一位股份制银行公司业务部副总经理也对本报表示，从全国范围来看，不良贷款的地区性和行业性差异很明显。“从地区来看，浙江和江苏的风险相对集中，东北和中西部地区稍好一些。从行业来看，出口加工、出口贸易、低端加工企业今年受到的影响大，信贷风险较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