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第一季度我国宏观经济与财政政策分析报告
“稳中求进”框架下货币和财政政策选择
2012年第一季度，世界经济总体上处于缓慢复苏的进程之中。美国实体经济的表现引人注目，宏观经济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欧元区经济的复苏前景依旧复杂。国内宏观经济形势多种矛盾交织，经济增速有所放缓，结构性物价上涨压力较大。我国“稳中求进”宏观调控的政策重心形成“双着力”的格局：既着力于保持宏观经济形势的稳定，又着力于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并对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控框架与措施搭配提出了新的要求。
世界经济的增长差异与政策分析
当前，世界经济总体上处于复苏的进程中。一季度，美国经济交出了较为完美的答卷，各项宏观指标总体向好；欧元区经济总体表现乏力，经济周期与部分国家的政治周期叠加，“增长优先”成为欧元区部分危机国家的新取向。
(一)美国经济：争议下的稳步复苏与反危机政策综析
一季度，在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美国经济实现了2.2%的增长。自2009年第3季度实现正增长以来，美国经济已经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状态，宏观经济处于稳步复苏期。而从失业率和C PI两项指标来看，美国宏观经济在结构层面的表现也逐步平稳、平衡，通货膨胀压力和失业率水平都出现了较明显的下降。这使得美国经济数据表征意义高度趋同，产出增长、就业增加、物价稳定，实体经济全面复苏的特征进一步显著。
从政策环境看，美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正逐步启动退出进程，而货币政策则保持稳定，仅保持低利率安排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和激发投资意愿，第三次量化宽松操作在年末“财政悬崖”到来前，暂不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选项。在美国经济走向全面复苏的前夕，对美国的反危机政策进行必要的梳理，既能够更加客观的看待当前美国经济形势及问题，又能够为我国“稳中求进”的宏观调控框架提供有效的借鉴。
从横向看，美国的反危机政策包括三个阶段。即危机风险的防控阶段，危机筑底和调整阶段，企稳和复苏阶段。与三个阶段相呼应，美国以财政、货币政策为基础，先后打出了四套组合拳。第一，急速的扩张性财政支出与价格性货币政策的组合，核心政策措施包括执行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和大幅度的降低利率；第二，结构性的减税与数量性货币政策的组合，主要措施包括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的两轮减税和第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第三，战略性财政支出扩张和数量性货币政策的组合，第二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其中的亮点，而奥巴马政府以基础设施和新能源作为投资重点的财政政策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第四，扩张性财政政策退出与价格性货币政策的组合，扩张性财政政策按照先减少支出，再退出减税的方案逐步回归正常的财政状态；而货币政策则需要继续扶持市场主体，并兼作缓冲。
从纵向的角度来看，美国宏观政策体系坚持了三条政策基准线：一是确保实体经济不受过度冲击和影响的基准线，二是坚持保全金融市场定价能力的基准线，三是保持宏观层面的风险和收益动态平衡的基准线。
(二)欧元区经济：危机风险探底与“紧缩”“增长”政策之争
一季度，欧元区经济形势仍处于衰退的进程之中，实体经济增长受到了主权债务危机的显著影响，表现为明显减速的情况，经济增速只有0.5%。主要经济先行指标均呈现负增长状态，4月制造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PM I)值为46，为2009年6月以来的最低值，综合PM I值为47.4，而消费者信心指数为-19 .9，景气指数为92.8。分国家来看，一季度陷入衰退的有8个国家，即西班牙、比利时、希腊、爱尔兰、意大利、荷兰、葡萄牙和斯洛文尼亚，此外，非欧元区的欧盟国家中英国、丹麦、捷克也陷入衰退。在经济增长形势严峻的同时，欧元区就业状况和通货膨胀水平也表现出严峻的形势，在具体指标上甚至形成类似于“滞胀”的情况，一季度末失业率攀高到创纪录的10.9%，而C PI也保持在2.6%的水平，远高于欧洲央行的2%控制目标。
虽然经济形势仍然有所恶化，但随着欧元区各国财政纪律的加强和反危机政策体系的建立，欧元区的危机形势得到了有效的遏制。美欧之间的财政货币政策失衡和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间的权利义务失衡得到了有效纠正；作为《马约》重要补充的“财政联盟契约”得以达成并签署，主要中心国家的诉求得到了良好的体现；美国、IM F和其他主要经济体开始深度参与欧债危机的解决进程，已形成美元流动性互换和IM F特别救助基金两项重要的机制。总体上，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将得到有效控制，目前已基本处于风险的“谷底”，欧元区主要国家的政策重点将由危机防控转向经济复苏。
由于各国危机形势的不一致，导致部分国家危机风险已明显探底，而另一部分国家仍处于危机深化的惯性之中，从而增加了问题的处置难度，这需要考验德国等中心国家的判断、统筹和协调能力，提升前瞻性，注重灵活性，实现欧元区经济的早日复苏。
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和主要问题辨析
一季度，我国经济增速进一步趋缓，但仍处于合理的区间。从经济构成因素看，实体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最终消费、房地产投资、物价稳定和居民收入等问题仍是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需要关注的关键性问题。
(一)经济增速逐步放缓，实体经济形势有所好转
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10799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8.1%。我国已经连续11个季度增速保持在8%以上。值得关注的是，根据201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的精神，我国经济增速放缓除了有扩张性政策刺激逐步退出的原因之外，还包括在实体经济替代资产经济的初期所表现出来的自然减速原因。由于资产经济的整体性特征，在实体经济重归扩张轨道而资产价格下降的初期，实体经济增长对资产经济回落的补充效果并不好，必然表现为经济增速的下滑。这种下滑一方面可以看作是政策导向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阶段，是正常的、健康的，当然也需要防范由此而产生的有效需求不足和“滞胀”风险。
(二)消费增速放缓，消费促进政策开始逐步退出
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9319亿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9%，消费增速有所放缓，相较于2011年同期，下降1.5个百分点。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既有经济的内部原因，也有政策退出因素的影响。从政策退出的原因看，具有较充分的合理性。以家电补贴政策为例，家电产品属于耐用消费品，具有透支未来消费能力的特点；而家电企业的竞争力来自于产品创新和良好的市场需求支撑，过度推行家电补贴政策易导致家电企业将主要精力放在家电下乡和家电以旧换新的产品上，阻碍了企业的正常研发活动的开展。
(三)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回落，住宅市场初步进入“拐点期”
一季度，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10927亿元，实际增长20.7%，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10 .6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投资增长19.0%，分别回落11.2和18.4个百分点。从房地产的结构比例看，住宅市场的投资和销售增速明显下降，如果剔除保障性住房因素，该下降趋势将更为明显，住宅市场已初步进入“拐点期”。从一季度的情况看，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30122万平方米，增长35.5%，增速比上年全年提高9.4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提高19.5个百分点。而房地产开发企业本年资金来源20847亿元，同比增长8.2%，比上年同期回落10.4个百分点。其中，国内贷款增长12.6%，自筹 资 金 增 长2 5 .0 %，利 用 外 资 下 降22.4%，其他资金下降8.0%，考虑到房地产信托再融资渠道的紧缩，中小型房地产企业一季度的资金链已经出现明显紧张，不排除在二季度末形成大量降价出售存量房源偿还贷款和信托产品的安排。这样，住宅市场将逐步由销售“拐点”、投资“拐点”过渡到价格“拐点”，实现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目标。
(四)居民消费价格同比涨幅回落，物价上涨压力仍较明显
一 季 度 居 民 消 费 价 格 同 比 上 涨3 .8%，涨幅比上年全年回落1 .6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回落1.2个百分点。其中，城市上涨3.8%，农村上涨3.8%。尽管物价形势有所缓解，但物价上涨的压力仍较突出。首先，庞大的货币存量仍是导致物价上涨的重要原因。其次，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有所上升。2012年以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有所回升，特别是国际能源价格上涨明显，这将推动国内原材料价格和能源价格上升。第三，食品等商品的市场供给和流通仍存在缺陷，成为诱发结构性通胀，进而影响消费者心理的重要因素。
(五)城乡居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缩小
一季度，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7382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796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8%。农村居民 人 均 现 金 收 入2 5 6 0元 ，实 际 增 长12.7%，连续第9个季度高于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速，有利于缩小城乡间的相对收入差距。在城乡相对收入差距缩小的同时，城镇和农村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也有所缩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5658元 ，低 于 平 均 值1 1 3 8元 ，同 比 增 长14.2%，快于平均值增速0.2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中位数1872元，低于平均值688元，同比增长20.3%，快于平均值增速3.3个百分点。
(六)对外贸易形势严峻，双向投资地位得到加强
一 季 度 ，我 国 对 外 贸 易 总 额 达 到8592.2亿美元，同比增长7.2%；其中，出口 贸 易 总 额 为4 3 0 0亿 美 元 ，增 速 为7.6%；进口贸易总额为4292亿美元，增速为6.8%；顺差仅为8亿美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明显快速增长，双向投资地位得到加强，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65.5亿美元，同比增长94.5%。我国引进外资规模和新设外商投资企业数量略有下降，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379家，同比下降9.4%；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94.8亿美元，同比下降2.83%。
我国财政收支状况
一季度，我国财政收入总体状况良好，财政收入保持适度快速增长，支出进度明显加快，资金效率得到提升。具体情况如下：
全国财政收入29976.25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3850.51亿元，增长14.7%。其中，中央财政收入14642.5亿元，同比增长12.1%；地方本级收入15333.75亿元，同比增长17.3%。财政收入中的税收收入25857.81亿元，同比增长10.3%，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为86.26%，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
全国财政支出24118.05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6064.48亿元，增长33.6%。其中，中央本级支出3841.98亿元，同比增长22.7%；地方财政支出20276.07亿元，同比增长35.9%。
我国宏观调控的“稳中求进”框架
面对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和国内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矛盾，我们必须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以改革来推进发展，以稳定来保障改革，以发展来提升稳定。因此，当前“稳中求进”宏观调控的基本框架应是既要着力保持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又要着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一)宏观调控“稳中求进”框架下的货币政策安排
1.充分发挥信贷政策作用。促进信贷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配合，鼓励企业更新和购入新型生产设备，鼓励企业开展生产工艺创新；继续支持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建设；落实好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发展；为市场主体提高自主投资意愿创造条件，支持“三农”和中小企业发展，改善其融资状况。
2.主动发挥利率政策作用。要通过合理的利率设计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产业发展；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确定利率市场化的基本路径和方法，形成科学合理的基准利率曲线；适度联通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的利率定价机制，增大金融市场的利率弹性。
3.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利用当前人民币汇率水平趋近均衡汇率的有利时机，在已经实现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日波动幅度达到1%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货币篮子”，重新核定主要币种的类型和权重，在经济复苏期可考虑适度调高日元的权重，以避免人民币快速升值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直接影响。
4.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探索个人跨境人民币业务；实现人民币与周边主要贸易伙伴货币的银行间市场区域交易，对部分有显著区域性影响的非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开展银行柜台直接挂牌交易；启动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试点工作，进一步扩大规模；继续加大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对象和规模，增加国际金融市场对人民币资产的需求。
5.扩大金融市场规模，提高金融市场效率。要进一步扩大金融债券、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等发行规模；增加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的境内金融机构主体，逐步推动境内企业赴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加强债券市场监管协调，推动信用评级规范发展；加快银行间市场产品创新和规范发展；完善并优化人民币对外汇期权交易；进一步完善存款保险制度方案，做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准备工作。
6.适度增加人民币供应量。目前可考虑采取两种方式增加人民币的发行规模，一是采取下调存款准备金的方式对冲外汇占款增速的下降，二是采取结构性的公开市场操作措施或其他激励手段，引导信贷资金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小型微型企业和技术设备改造的方向转移。但受到M 2存量过大的影响，近期人民币投放规模不易偏大。
(二)宏观调控“双着力”框架下的财政政策安排
积极财政政策在当前宏观调控中占有主动地位。当前，应积极运用财政政策措施，加大政策力度，在稳定经济发展、推动发展方式转变、优化税制等三个方面发挥作用。
1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物价基本稳定的财政政策。要把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有效防范经济运行中的潜在风险放在重要位置；要采取措施努力扩大消费需求，着力优化投资结构，促进外贸稳定发展。要结合财政职能做好完善鼓励居民消费政策。发挥财政投资对民间投资与结构调整引领作用，优先保证重点在建、续建项目，有序推进国家重大项目开工建设，形成投资与消费的良性互动。积极试点外贸政策的财税支持方案，优化出口退税政策，支持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引导加工贸易向产业链高端延伸、向中西部转移，支持服务贸易发展。
2.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的财政政策。要支持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支持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推动经济发展更多依靠科技创新驱动。要优化资源配置，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建立促进新能源利用的机制，支持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有效促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产业。此外，还应积极改进技改资金的规模和投入方式，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3.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要开展好提高增值税、营业税起征点等减轻小型微型企业税费负担政策，对小型微利企业进一步实施所得税减半征收优惠政策的研究和评估；要深入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改革，稳步扩大试点范围，促进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要研究扩大物流企业营业税差额纳税试点范围，完善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的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以及进一步完善蔬菜等农产品的批发、零售免征增值税等政策，减轻物流企业和农产品生产流通环节税收负担；要做好降低部分进口商品关税，增加能源资源性产品、先进设备和关键零部件进口的工作。(闫坤 张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财政部科研所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