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时间跨度上观察，本轮经济回落已经持续10个季度，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最长的回落周期之一。同时，站在当前的时点展望，周期性的回落在2013年也将接近尾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在一系列改革重新启动之后，中国经济将在明年找到结构性趋势新的均衡点。
《经济参考报》：您如何展望2013年的经济走势？宏观经济是否还会继续惯性下滑？明年政策稳增长的力度如何？
巴曙松：尽管短期依然存在一些不确定性波动因素，但最近数据表明，周期性下滑的势头已经有所改观，企稳信号开始出现。预计四季度G D P增速将温和回升，约在7.7%之间，2013年一季度将延续温和回升态势。全年将实现7.5%的增长目标，经济增速逐步靠近中枢、均衡水平，也是寻求新的经济环境下可持续的增长速度的一年。
最显著的周期性改善因素是企业库存去化接近尾声。2011年四季度以来，工业企业一直处于漫长的去库存过程中，而近期在基建和商品房销售持续提速的拉动下，工业企业对原材料采购量开始加大，经济基本接近去库存周期的尾部，并出现库存回补的迹象。
一度被市场担忧会造成经济硬着陆的房地产投资也实现了温和的探底回升。2012年持续长时间的商品房销售回暖和开发商谨慎拿地缓解了年初行业资金紧张的状况，庞大的在建规模在资金流恢复的支撑下，开发投资增速从下跌到企稳，未来持续改善的概率较大。
同时，逆周期政策将继续维持。从政策周期看，政府换届的不确定风险经逐步消除，稳增长政策的执行力度将有所增强。今年下半年以来，基建投资持续提速已经说明了这一点。此外，前一段资金链过紧而导致投资下行的风险有所缓解，除了国家预算内资金和信贷资金回升之外，债券和信托等非银行信贷融资也出现了较为快速的增长。
《经济参考报》：您认为在系列改革推进之后，中国经济将寻找到新的结构均衡点，我们应该从哪几个维度寻找这一平衡点？
巴曙松：在系列改革重新启动之后，中国经济将在明年找到结构性趋势新的均衡点。我们可以将结构性变革因素的调整映射在四个方面：基础设施投资、制造业投资、出口和消费，来分别考察中国经济新的均衡点所在，这个新均衡点就是经济增速和效益的再平衡点。
首先，基础设施建设并未过度，未来有必要保持相对较快的增速。但决策层需要严格甄别投资区域和项目，在财务约束允许的范围内，以投资于打破经济发展瓶颈的基础设施项目作为反周期的干预措施。
第二，工业制造业投资难以扭转下行趋势，前景在于重新发挥市场规律，进行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达到在经营效益的提升。而地方政府之间竞争式的招商引资，推动产业转移需要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此外，依赖各种形式的补贴，通过政策鼓励和廉价信贷，支持大型国有企业发展的方式也需要得到有效约束和限制。
第三，出口高速增长传统模式的黄金期已过，但会在低水平企稳。未来发展模式将由简单的劳动力密集型向复杂的劳动力和资本混合型产品倾斜，中国相对越南等发展中国家有资本和生产率优势，而相对大部分发达国家仍有劳动力成本优势，因此在例如机械及运输设备等依靠资本和复杂劳动力的产业上仍可以发挥较强的竞争力，从而在保住国际贸易市场份额的同时进一步提高产品的经济附加值。
第四，随着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拐点的到来，收入的初次分配格局将逐步改变，劳动报酬率在G D P中的份额将开始回升，由此将带来中长期的消费平稳增长。经济增长动力也将从“投资驱动投资”逐渐向“消费驱动投资”转换，投资效益将会得到改善。
《经济参考报》：面对这些结构性变革趋势，决策层未来的政策选择与以往有哪些不同？短期调控和中长期改革的重点各在哪里？
巴曙松：需要平衡周期性政策与结构改革措施。
从当前政策取向看，较快增长的说法已经淡化出领导讲话，而是更多强调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坚定不移推进体制创新、科技创新，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为推动科学发展增添新动力。这显示未来的逆周期政策将较为温和，而结构调整政策将逐步开始发力。
2013年的逆周期政策偏于温和，其中财政政策略为积极，但不太可能出现大规模的财政刺激，因此财政存款不会出现大幅的回落，释放出的货币供应量也将有限。
2013年财政政策力度加大，预计赤字率占比G D P将达到2%，但这依旧在国际3%的警戒线以内，赤字规模达到1.2万亿元，较2012年提高4000亿元。2013年通胀压力减少，同时中央政府项目、民生建设投入进入高峰期，赤字的扩大将是必然之举。
2013年国债规模将扩大至1.3万亿元，2012年为8500亿元，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可使用规模较小。财政支出是相对刚性的，在经济整体需求紧平衡、相对疲软的情况下，企业的经营活动、投资活动也相对欠活跃，导致全国的财政税收压力较大，2012年部分省市出现历史性的预算收入完不成现象，2013年的税收收入增幅也将有限。但是另一方面，投资的力度需要加大，比如基础设施(中国新的政治周期来临是最常用的手段)，需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来稳增长，在主体税收收入有限的前提下，政府无疑会加大债券发行力度。
在税制改革方面。房产税试点的扩大，进口消费税的降低，各项税制的不断完善都将对实体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另外，十八大专门提出“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意味着资源税改革将在未来得到有力推进。
同时，结构性减税意义深远。最重要的在于“营改增”的推进，2013年基本确定扩展到全国，同时试点行业也在不断扩大，邮电通信、铁路运输、建筑安装等行业将逐步纳入改革范围。
在货币信贷方面，从2012年的情况来看，由于外汇占款的变化，中国货币投放正在由以前的“被动投放”回归到中央银行的“主动投放”。实际上，内生的货币增速可能在2013年得以延续。
同时，货币内生性低速增长或成为常态。目前企业、政府和居民部门当前的负债水平来看，企业部门面临着较大的内生性去杠杆压力；地方政府虽然将度过债务集中偿还的高峰期，但潜在的影子银行“挤兑”风险或仍继续造成其负债扩张受阻；居民部门的负债扩张最具潜力，但是仍会受到购房、购车调控政策的制约。
此外，影子银行体系预计将成为2013年货币政策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在对于融资平台、房地产的严格监管政策、银行存贷比监管和资本监管要求的驱动下，影子银行已经成为中国基础设施和房地产融资的主力。如果这些基本的监管要求不进行明显的调整，那么，影子银行的发展依然具有现实的推动力量。
2013年，结构性改革措施稳步推进。在经济转型期，过于频繁转变周期性政策进行需求管理会对经济增长带来更多不确定因素，中长期的决策框架需要重新回归结构性改革。
从历史经验观察，三中全会往往会推出重要的经济政策，预计十八届三中全会是一个观察改革的时间窗口。可能的改革方向包括：1、土地改革或成重要议题，2、资源价格改革或加速推进，3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在于使存量流动人口享受城市居民同等公共服务。(刘振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