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指截至去年我国使用心脏支架超65万个，起码有一半被“过度使用”
“听说父亲病了，儿子嚷嚷着要去卖肾救他爸的命。”昨日，本报接到市民关女士的报料电话，其前夫唐建通今年7月因为心脏出了问题，需要放入3个支架，花费将近17万元，这对属于低保户的前夫和儿子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为此，她儿子提出要卖肾救父。
事实上，唐先生的遭遇并非个案，昂贵的心脏支架手术如今已经成了常规的治疗手段，甚至是某些医疗机构的“摇钱树”，而心脏支架的使用问题近年来在医学界也颇受争议。
日前，我国著名心血管病专家胡大一在第23届长城国际心脏病学会议上公开发表对我国心脏支架使用现状的质疑。他指出，截至2011年，我国心脏介入支架的使用量超过65万个，但起码有一半的支架用得“不靠谱”。与此同时，有业内人士指出，支架泛滥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金钱链条，“一个出厂价不过3000元的国产支架，到了医院便成了2.7万元。”当中的暴利到底滚入了谁的口袋？又有多少患者真正需要接受心脏支架的介入治疗？本报记者就此展开了调查。
案例：3个支架17万元 儿欲卖肾救父
唐建通今年55岁，7月22日中午，突如其来的一场胸痛把他击倒。昨日，已经出院的唐建通回忆起发病那一刻说：“撕心裂肺的疼痛，额头上冒满了汗珠，胸部痛得生不如死。”
唐建通最后被街坊们送往广州某三甲医院，之后进入昏迷状态。当日15时30分左右，他的儿子唐浩铭在父亲的“患者病危通知书”上签下名字。
7月22日，医生告诉唐浩铭一个治疗方案，说他父亲可以进行支架介入手术。“3个支架，进口的需要20万元，如果是国产支架则要14万元，因为是低保户，医院可以减免3万元。” 唐浩铭听后，突然明白了“天价”的含义，“这么多钱去哪里找？”
今年21岁的唐浩铭在佛山南海一家酒吧工作，一月工资仅两三千元。唐建通则从2007年开始，一直依靠每月530元的低保补助生活。
8月8日下午，经过治疗后有所恢复的唐建通，由于无钱交医疗费，只好选择出院，只开了一些药在家吃。昨日下午，唐浩铭的母亲关女士向记者表示，“听说父亲病了，儿子嚷嚷着要去卖肾救他爸的命。”说到心痛处，关女士语声哽咽。
现状：支架成常规治疗术令人忧
让唐建通父子想不明白的是，为何医院当初下了“病危通知”，说得好像不放那几个昂贵的支架就会没命似的，但当筹不到钱做手术时又容许病人出院。“难道这个动辄几万一个的支架是可放可不放的吗？”
事实上，唐建通的遭遇并非个案。近年来，医学界关于“心脏支架被滥用”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今年2月份，济南某公司的副总因心梗住院，先后被放进7个支架；还有媒体报道，成都有一位患者被医院放了17个支架，堪称罕见。
如今，昂贵的心脏支架手术如今已成了常规的治疗手段。在广州，虽然没有大规模的统计，但以某省级医院为例，在心脏支架手术刚进入中国的十几年前，该院一年最多只能做500～1000例，而到了2010年，此类手术一年就有4000多例。
“很多临床医生以此数据为豪，我却为这些数据的增长感到焦虑，因为这控制不了我国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致死率。而且更让人担忧的是，这些支架有相当一部分是被过度安放和滥用的。”胡大一说。
专家：部分支架被“过度使用”
胡大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尖锐地指出，在中国每年几十万例的心脏支架手术中，实际上有不少患者是没必要做这种手术的，一些患者的支架有被“过度安放”的嫌疑。他就遇到过一些“回炉”患者，他们有些并不符合介入治疗的适应症，却被置入一个甚至多个支架，由于术后未按时服药，出现血栓，导致更为严重的心肌梗死。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不少心脏科专家认为，支架使用量的增长与我国心血管病发病率的持续增长有关。另一方面，“支架过度安放，也有来自患者的原因。”有关专家指出，很多患者认为吃药、打针太麻烦，放支架可以一劳永逸，并且能去根，常常自己要求放支架，如果医生不同意，还会跟医生吵架。
但与此同时，广州某三甲医院心血管科的主任也向记者坦承，在心脏支架这个问题上，不排除个别的医院和医生为了追求经济利益，为一些不适合做心脏支架手术的患者植入了支架。
广东省人民医院心内科副主任靳立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实际上，心脏支架的植入有严格的适应症，比如患者有明显的急性冠脉综合征，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急性心肌梗塞，或者有不稳定的心绞痛。”靳立军说，相反，如果患者的心绞痛是慢性稳定型的，那么心脏支架手术对这类病人的意义就不大，因为手术获得的效果和吃药差不多。此外，对冠状动脉不同的分支和部位，能否使用支架都有不同的要求。
但是，由于这些问题太专业，所以病人往往无法自己做出选择，而有些医生则任意扩大支架使用的范围。比如，按照指南，狭窄程度小于50%的血管不宜使用支架，但临床上有很多狭窄程度低于50%的血管也被植入支架，还有的医生为病人植入三个，甚至更多的支架。“最夸张的要数一名成都的患者，先后被放进了7个支架，血管俨然成了钢铁长城，前后花了几十万。”
调查：高值医疗耗材“黑洞”水很深
广州市人大代表、资深医院管理者陈安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近年来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手术中使用的耗材动辄是上千甚至上万元的“新式武器”：几千元一块的骨科钢板、几万元一个的心脏支架……这些耗材在手术中到底该不该用？该用多少？目前我国根本没有相关使用准则，也没有相关部门进行监管。
一位从事医疗器械销售代理多年的行内人士向记者透露，医疗器械价格虚高，问题主要产生于流通环节。原来，这些高值医疗耗材从出厂或者到岸后，往往要经过重重代理才最终经过招标进入医院，“一款高值耗材从生产厂家出来再到广州某家医院，要经过一级代理、华南大区代理、省级代理等多个层级。每一次转手的加价至少有30%的利润可赚。”
该人士说，按照有关政策，药品和医疗耗材进入医院后，医院还可以在招标价上再上浮10%~15%，然后再卖给患者。“经过这些利益链条的层层包裹，原本一个3000元的国产支架，到了医院可以变成2.7万元，一个要价5万元的进口心脏支架，到岸价不过6000元。这并非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此外，新技术需要很大的研发和技术推广成本，国外产品垄断市场等也是高值医疗耗材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
思考：医疗耗材怎么用如何监管？
据了解，目前我国物价部门对医院的监管基本上只集中于医疗价格的加成是否合理，但对这些高价耗材的使用是否合理，以及是否存在重复使用的问题，难以监管。而医患双方信息的不对称，令患者无法判断医生对手术耗材的使用是否合理。
事实上，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医生在手术中到底该用多少耗材也没有统一标准。不过在这些国家，病人参加了商业或者社会医疗保险，手术基本由保险公司“买单”，为了杜绝医院或医生“乱花钱”，保险公司都会雇请具备医学知识的专业人士对医院的手术成本进行监管，所以医生一般不敢乱来。
声音：说支架一半被滥用有点太夸张
对于“过度安放”的问题，有医生认为，这一问题并非中国独有，在美国也同样存在。美国哈佛医学院副教授罗杰·莱姆博士就曾指出，美国每年开展的100万例心血管介入治疗中，起码有40万例是没有医学根据的。
而大多数接受记者采访的心脏科专家认为，心脏支架滥用在广州应该只是个别现象。
目前卫生部已出台《冠心病介入诊疗准入制度》，要求各省须设立质量控制中心和冠心病介入培训基地，医生须接受培训并考取资格证后才能开展此类手术。
靳立军介绍，目前广东获手术资质的医生共有二百多人。“我们相信，具备资质的医院和医生是会严格遵守心脏支架手术适应症的，一半左右支架被滥用这样的说法有点太夸张了。” （文/记者 黎蘅 肖桂来 周浩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