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切实感受到发达经济外部需求减少带来的冲击。近期，国家高层领导密集调研，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既表现出了对经济增长前景的忧虑，更表现出了中国经济转型的决心。
中国经济转型之路，到底路在何方？这是几乎所有关心中国经济的人都在思考的问题。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中长期增速下滑与成本上升，以及内外部双重夹击的多种挑战，中国经济转型已经没有退路。但是中国经济转型该往什么方向转？只依靠中国消费能拉动中国经济甚至全球经济吗？中国消费不可能填补发达国家消费下降带来的需求缺口。事实证明，依靠任何单一国家作为世界主要净需求方的世界经济发展模式，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不可持续，因为它将增加全球经济增长的波动性与脆弱性,导致全球经济需求结构、增长结构失衡。
笔者认为，中国经济还未到消费主导经济发展的阶段，中国需要从外部需求推动转向内部供给推动，不仅需要调整“出口、投资、消费”三大需求发展的不平衡，更需要通过整体经济不断地向高价值链的产业端移升，推动供给结构的转型。
从目前情况看，投资仍是中国经济的第一推动力。根据世界银行测算，改革开放30年中国年均9.8%的增长率，除了有2-4个百分点是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外，其余6-8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几乎都来自于投资的贡献。1995年-2010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率9.92%；1995年-2010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长11.23倍，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0%，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平均比重达到41.63%。在外需不振的情况下，投资还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当前我们需要探讨的是高投资率背后的结构性矛盾。高投资率背后恐怕与我国长期资本利用率低，需要更多的资本注入有很大关系。考察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投资增加量／生产总值增加量之比）这一代表资本边际效率的指标可以发现，当ICOR提高时,增加单位总产出所需要资本增量增大,也就意味着投资效率下降。笔者计算了中国1978年-2008年30年的实际ICOR，结果显示，中国增量资本产出率在改革开放之后边际资本产出比率均值为2.56，并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期达到高峰之后，近5年又呈逐年上升趋势，这表明资本利用率加大，而投资效率呈下降态势。
这样，由于投资的宏观收益下降，实现高增长必须依赖更高的投资比率，需要大量资本。因此如果投资效率不能得到有效提高，就目前来看，投资规模可能也难以大幅下降。
那么，现阶段消费能够成为中国增长的主引擎吗？笔者认为，中国靠消费拉动恐怕独木难支，甚至难以持续。尽管中国GDP全球第二，但人均GDP刚超过4000美元，也就是刚过了世界银行划定的中高收入发展中国家行列。如果当前一味强调拉动消费，中国产业结构就会原地踏步，无法向更高价值链的产业升级；企业投入到研发的比重没有增加，企业生产率就无法提高。
中国经济增长潜在增长率已经降至8%左右，“增长下行，成本上行”趋势明显。一方面，三大红利衰减，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正步入一个临界点，并开始步入到一个经济逐步减速的发展阶段；另一方面，中国正处于一个要素价格重新估值的时代，要素成本上涨压力较大。随着人口红利的削减，工资进一步上升，原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会消失殆尽，结果是整体经济踯躅不前。中国目前需要做的是尽快调整供给结构和要素结构，从外部需求推动转向内部供给推动，而不是内部消费推动。
其实，单纯的内需拉动增长，讨论的仍然是总需求的概念，而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角度看，核心问题是内部总需求从何处产生。一直以来，我们都是从需求端（“三驾马车”）做文章，出口不行了，看投资，投资不行了，看消费，但是我们很少关注供给端的影响，即考虑劳动、资本、技术及其生产效率的新组合。
而从供给端做出改变，可以起到总需求拉动和国内经济结构变化的双重作用。毋庸置疑，我国是一个世界性的工业生产大国，制造业的产出规模已占世界制造业产出总量的6%左右，但制造业研发投入仅占世界制造业研发投入的0.3%。
整体上看，我国工业生产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还较低，技术与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还较弱，工业劳动率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还较大，工业企业平均规模还较小，可持续发展能力还较差，许多传统产业还存在着“贫困化”增长的现象。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值率较低，约为美国的4.38%、日本的4.37%和德国的5.56%。
中国制造业在质量上与发达国家仍存在差距。从中间投入贡献系数来看，发达国家1个单位价值的中间投入大致可以得到1个单位或更多的新创造价值，而中国只能得到0.56个单位的新创造价值。增加值率是度量一个经济体投入产出效益的另一个综合指标。目前我国制造业的增加值率仅为26.23%，与美国、日本及德国相比分别低22.99、22.12和l1.69个百分点，这让我们在全球产业分工中还处于不利地位。
因此，在当前全球大变局的时代，向高端产业迈进，全面提升制造业的价值链，是中国整体战略转型，打造经济新竞争优势的关键，这也为真正实现需求和供给的“双轮驱动”型增长提供可持续增长的基础。（□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 张茉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