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存在着巨大的劳动力数量和成本优势，学界和媒体长期以来较少关注我国人口特别是劳动力数量的长期变动趋势。近几年来，随着“民工荒”、“涨薪潮”和“劳资冲突”等现实问题的不断涌现，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劳动力供给的实际变化，“刘易斯转折点”、“人口红利”、和“人口转变”等与劳动力供给相关的经济学术语也成了学界和媒体热议的焦点。事实上，在我国，人口结构转变引致的老龄化程度加深和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减少共同作用于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变化，前者是劳动力的增量变化，后者是劳动力的存量变化。因此，对我国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基本趋势的分析，需要从劳动年龄人口变化趋势、农村转移人口变化趋势和由以上两者导致的劳动力价格变化趋势三个方面来解构。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变化最突出的趋势，是增量在持续下降。我国总和生育率1992年以后急剧降至2.0以下，近年来则一直维持在1.5左右的低水平。随着生育率持续下降，我国社会进入“老龄化”程度加深时期，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占比逐渐减少。根据对我国未来人口年龄结构的分析和预测，2015年之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出现负增长，约在2035年将达到劳动年龄人口供给减少的谷底。由此，在劳动年龄人口增速放慢甚至负增长的情况下，我国劳动人口总量将在2015年左右出现拐点，并在未来35年之内持续下降。
我国具有典型的二元经济特征，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过去三十多年劳动力供给的重要渠道之一。因此，农村转移人口的变化趋势也将对我国劳动力供给变化造成影响。据对未来我国人口的预测，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从2001年已开始负增长，在2040年前，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将每年平均减少500万以上。2050年之前，农村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将年均减少2%左右。而在城镇，劳动年龄人口要到2030年前后才会出现负增长。可见，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更为突出。事实上，据相关统计数据和调查数据，自2000以来，我国外出农民工增量就持续减少。2004年以来，我国外出农民工增量开始低于城镇就业增量，说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正在放缓。虽然，学界对中国是否进入“刘易斯拐点”区间尚有争论，但我国农村劳动力向现代工业部门的转移速度正在快速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由此，我国长期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局面已有了深刻变化，劳动力存量供给呈现出了“有限”的特征。
随着劳动力供给增量的持续下降，我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也在变，在现实中主要反映为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经济现象。从总体劳动力成本看，我国职工工资水平处于快速上涨的阶段。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后，特别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职工工资水平增长速度非常快，无论是名义工资还是实际工资，年均增速基本都达到了10％以上。应该注意到，我国工资大幅上涨和就业放缓在时间上是吻合的，而工资快速上涨滞后于就业数量增长的放缓，这基本上可以说明，我国劳动力价格是因劳动力数量的变化而调整的。从农民工劳动力成本上涨情况来看，农民工工资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近年来，我国农民工名义月工资上涨幅度较大，基本上保持了5％以上的增速，个别年份达到了两位数的增长；而实际月工资的年均增长速度也基本上保持在5％左右。而随着农民工工资的大幅上涨，我国农民工工资与总体职工平均工资之间的差距在逐步缩小。由于农民工在现代生产部门就业中占有较大比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国整体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
与此同时，我国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成本也在迅速上升，升速甚至超过非农业生产部门。近年来，我国粮食、规模养猪和棉花等农业行业雇员的工资以年平均15％左右的速度上涨，涨幅显著高于制造业和建筑业等工业行业职工工资10％左右的增长速度。农业与非农产业劳动力工资的差距的逐渐缩小，在一定程度上也带动了我国整体劳动力成本的逐步上升。从全社会职工工资、农民工工资和农业雇员工资几个角度综合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劳动力价格出现了长期较快上涨的趋势，这证明了我国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减少使得劳动力供求关系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化。
据此，笔者以为，现在有关“人口转变”、“人口红利”和“刘易斯拐点”等理论上的概念之争，意义已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单从增量、存量和价格角度分析，我国劳动力供给量正以我们意想不到的速度在减少，这意味着作为经济发展基础要素的“劳动”已有了某种实质性的转变。为了确保我国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针对这种经济领域的基础性变化轨迹，我们非得抓紧研究相关储备战略对策不可。（曾铮 作者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