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国际上出现了大量关于中国经济硬着陆的声音，甚至出现做空人民币的呼声和资金。其背后的主要逻辑主要有四个：
一是对地方融资平台风险的担忧。他们用各种方法估算地方融资平台的规模和可能的坏账，担心在货币紧缩的情况下产生超过地方政府承受能力的巨额政府债务，并担心由此引发银行危机。这类人更多地是从银行股未来的投资潜力考虑。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演进，客观上加剧了国际社会对我国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的关注和担心；二是房地产市场风险。或者与迪拜相比较，担心房价大幅下跌带来银行坏账，或者担心房地产市场下跌引起的宏观经济波动；三是担心中国这几年的高投资引发未来的产能过剩，进而引起经济硬着陆；四是在外汇领域，我国的银行和企业基本上都是美元的空方，一旦市场有所波动，这些空方很容易转化为多方，进一步引起人民币的贬值。
这些言论迎合了美国等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担心、戒备和抵制情绪，在西方媒体得到了广泛的宣传。但这种看法，更多地来自一些投资中国或中国概念股票资产金额较小的投资者，而一些学者或对中国或中国概念资产投资金额较大的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硬着陆的看法，相对客观。目前，国际投资界更多的是唱空中国，但不做空中国。毕竟当前除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外，可供投资的资产有限。
实际上，西方社会一直充斥着各种矛盾的观点，如一方面看空中国，不断地提出中国崩溃论、危机论等，但另一方面又强烈压迫中国人民币升值；一方面支持人民币的国际化，推动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和金融市场开放，另一方面又担心中国资金对世界资源和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在指责中国人民币升值幅度不够的同时，又在批评中国输出通胀。
因此，对于目前市场上流行的各种关于中国经济硬着陆的观点，需要辩证看待。既不能简单地认为他们不了解中国情况，要重视那些善意的风险提示，对那些隔岸观火式的嘲讽，也要保持谦虚的态度，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在制度改进和政策设计方面要充分重视这些领域的风险。当然，也不能受这些言论的过度影响，采取一些过激的做法。我们要从本国经济长期发展需要出发，而不是国际投资者的需要出发，制定制度和政策。具体来说，有如下几点：
一是包含地方融资平台在内的地方债务、房地产调控以及美元周期引起的世界资金跨境流动等领域，确实存在风险隐患，政策处理不当有可能产生经济和社会的较大波动，需要我们密切关注，不但在调控上要协调好政策，而且也需要预备一定的风险预案。
二是我们也要看到，我国正处于从中等收入国家向较高收入国家转变的战略机遇期，这个过程不得不面对经济增长速度的适度减缓，不得不进行经济和社会结构转型以及面对由此产生的矛盾冲突，包括不得不应对因此而产生的物价压力。而所有这一切都会影响到社会稳定。但这又是我国向高收入国家过渡过程中，不得不进行的“临渊一跳”，不得不忍受一些长期调整的短期阵痛。也就是说，只要不危及社会稳定，我国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需要进行必要的经济调整。
三是这些领域的调整，经济风险是有条件控制的。首先，我国仍存在经济稳定增长的空间。虽然全世界都没有找到清晰的新经济增长点，缺乏技术突破，但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产业升级、中西部等地区差距以及制度不完善等，仍能提供经济增长的动力。其次，我国有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达到21.5%世界上最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以及4万多亿的央票，还有大量的国有资产，所有这些都为应对意料外的经济波动，提供了足够的缓冲。再次，我国是主动采取宏观调控来减少需求，相对于资产过度膨胀后崩溃引发的经济波动，风险较小，可控性更高些。当然，经济增长速度的适度下降，承受一定程度的通胀是必要的。只要不会引起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就不应该因过度担心硬着陆的问题而贻误改革和经济必要调整。虽然我国的改革和政策面临巨大的困难，但西方社会面临的困难更大，更难解决。很多西方决策者是羡慕我国的政策空间的。
四是关键推进必要的改革，以培育未来的经济增长动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可持续增长。宏观调控很热闹，也是国际投资者关注的焦点。但对发展中的转轨大国而言，制度和体制仍需要不断完善，因而不能仅仅停留在现有制度基础上以平抑短期波动为重点的宏观调控。世界和中国现都处于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这个阶段，谁的结构调整完成得彻底、进行得及时，谁就能赢得主动。宏观调控特别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只是减少痛苦，为改革创造必要环境的手段而已。我们不能被西方媒体和投资者所引导，将决策资源过度向短期宏观调控倾斜。
五是这些言论背后透露出来的西方社会对中国的疑虑、戒备和抗拒心理，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西方既在观察中国是否会成为第二个日本，也在担忧中国成为第二个德国。中国已成为世界举足轻重的大国，学会如何在国际舞台上取得大家的信任，并在战略互信中取得共赢，成为中国当前和未来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陈道富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