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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鸣：经济转型决定未来我国经济发展

时间:2010-12-22 14:14　　　来源：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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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一鸣，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理事，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新浪财经和清华大学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新浪·长安讲坛第184期日前召开。50人论坛特邀专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在论坛上探讨了我国中长期发展的诸多问题。他在演讲中表示，未来五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期间的重点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如果转型成功，就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发展潮流，就能迎来一个经济社会永续发展的光明前景。如果不成功，就很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如果我们不转型，我们的增长成本会越来越高，代价会越来越大，空间会越来越小，路子会越来越窄。我们很难去完成我们的既定目标。所以我们今后一定要转型。”王一鸣说。
　　我国经历30年经济高速增长期
　　王一鸣表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期。1979年到2009年正好30年，中国年均增长率是9 .9%。一个大规模的经济体持续这么长时间增长，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都是很了不起的成就。
　　一些国际机构，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曾经对我国做过一些预测。比如世界银行1997年做了一个比较大的课题，其中一个主报告就是《2020年的中国》。世行在报告中预计，中国2001年到2010年的年均增长率是6.9%。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2001年到2010年我国的年均增长率达到10.7%，增长要明显高于这些国际机构的预测。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下中国过去30年的增长率曲线，我们一般可以把它分为三个过程。”王一鸣表示。第一轮上升实际上是从1981年到1984年，主要动力来自农村的改革。当时农村实行了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第二轮是1990年到1992年，这段期间经济增长迅速从最低点反弹。那一轮增长实际上跟改革的推进和扩大开放是分不开的。特别是小平南巡讲话的推动。第三轮就是本世纪以来，2001年到2007年。“我们的增长率在2001年是8.3%，到2007年就达到了14 .2%。2008年金融危机又回落。”王一鸣说。这一轮周期是最长的，而且趋势相对平稳。
　　王一鸣表示，最近这一轮周期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对经济格局的影响是最大的“如果我们从五年规划的角度去看一下，我们在即将完成的‘十一五’时期经历了一次大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是我们经济增长的速度，似乎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当然，我们第三轮增长周期的上升期是在这一轮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结束的。”
　　王一鸣把五年来的发展和其他时期做了一个比较。“十一五”的年均增长率，尽管遇到了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与过去四个五年计划来比，仅比“八五”时期要低，比“九五”和“十五”时期都要高。如果把经济增长的实际值与目标值来比较的话，我们这一次比原定的目标年均增长7.5%大概要高3.5%左右。<TRS_PAGE_SEPARATOR></TRS_PAGE_SEPARATOR>
　　“这五年的意义非常大，因为它改变了中国在全球格局中的地位。我们保持这样高速的增长，经济规模扩张非常明显。我国G D P总量2006年超过了英国，2007年超过德国，今年我们一般认为要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们G D P总量占全球的份额去年大概是8 .5%，贸易量在全球大概是1/10，我国去年成为第一大出口国。这些指标都发生在过去五年，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他说。
　　那么过去30年中国经济如此快速增长的原因是什么呢？王一鸣介绍说，世界银行上个世纪90年代发表过一个报道，叫做《东亚奇迹》，里面总结了东亚国家高速增长的原因，总结了四个方面：第一，拥有以世界最大规模人口为基础的低成本劳动力充分供给。第二，由于劳动人口比重的提高，带来了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第三，重视基础教育，这是东亚的特征。第四，宏观经济比较稳定。
　　王一鸣认为这四个原因对于中国都有影响，因为中国具有“东亚模式”的一般特征，但是同时中国也有特有的东西，即我们经常说的中国特色。“比如中国的改革模式，渐进的、增量的改革模式；中国主动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国消费结构的升级所带来的革命性变化，这种革命性变化现在仍然在发生。”王一鸣说。
　　比如汽车。去年中国汽车销售量1364.5万辆，汽车行业协会预测今年中国汽车销售量会达到1700万辆，超过美国历史最高点。然而对于我国来说，这还没有到达峰值，因为现在汽车的消费浪潮正在从大城市向二、三线城市推进，一旦形成浪潮，将是革命性的意义。
　　中国大规模的工业化带来的规模经济值得研究。王一鸣说，我国市场很大，产业可以在国内市场上充分成长以后再进入国际竞争行列。不像新加坡，一做大了马上就要国际化。
　　政府积极有效地参与经济也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大原因。“当然，这个‘有效’有些人不完全同意。但是要看到，我国各地政府参与经济的特点，在西方国家有一些是没有的。比如说地方间的竞争机制。各地政府谁都不甘落后，这可能是中国经济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动力源。”王一鸣说。
　　“我们可以说，在世界多样化的发展中，中国过去30年形成了特有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主要是表现在两个层面上，一个是在人口众多、人均资源量很少、经济基础很薄弱的情况下，实现了经济的起飞，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城镇化的路子；一个就是在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上，通过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所以我们说中国过去30年经济发展具有经济转型、体制转轨重叠起来的多重特征。”王一鸣说。<TRS_PAGE_SEPARATOR></TRS_PAGE_SEPARATOR>
　　中长期经济增长面临挑战
　　现在全世界都在讨论中国能否延续过去30年所保持的高速增长。因为从世界经济史上来看，大凡经历过30年高速增长以后，绝大多数国家都经历了一次明显的变化。经济增速均明显下降，多数国家下降到了4%以下。
　　“我的一个基本认识，就是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的潜在增长水平将逐步下调。这是因为，虽然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态势没有因为金融危机的冲击而改变，但支撑过去3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外部环境和内在条件都在发生新的变化。”王一鸣说。
　　从中长期趋势看，一个国家可能实现的经济增长率是由潜在增长率决定的。从短期来看，它又受到需求因素的影响，围绕潜在增长率要波动。所谓潜在增长率主要是经济体在最优资源充分配置的条件下所能达到的增长率。虽然有一些年份，潜在增长曲线高于实际增长率，这是由于需求因素的影响，故而会发生短期的波动。但是从一个中长期的趋势面来看，它还是由潜在增长率决定。
　　“我们今后的潜在增长率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我想主要有以下几大因素：外部需求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高储蓄率可能会发生的调整、劳动力的供给、全要素生产率、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其他层面的问题。”王一鸣说。
　　对于外部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王一鸣表示该作用在未来将减弱。他说，中国经济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出口快速增长，外需的拉动非常明显。2001年到2007年，中国外贸出口年均增长率高于20%。即便是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当年的出口仍然保持了17.2%的增长率。当然这有一定的惯性作用。但是过去这10年时期，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外贸增长最快、最稳定的一个时期。什么原因？因为我们遇到了第三次全球化高潮，2001年又正好加入世贸。发达国家对中国劳动密集产品的关税有了大幅度的下调“这种特殊的环境今后还会不会重现？我们觉得很难。”
　　高储蓄率也可能会调整。王一鸣表示，中国过去30年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高储蓄率及随之而来的高投资率。中国的储蓄率2009年是51 .4%，并且过去几年以平均每年0.44个百分点的速度上升。“以前经常说中国的一个优势条件，就是储蓄率高，那这个优势条件会不会发生变化？我觉得也会。因为储蓄率从理论上分析由三个因素决定：第一，人口的年龄结构和居民的消费倾向。第二，周期性的经济因素。第三，体制和政策性因素。我觉得现在这三方面都在发生变化。”他说。
　　谈到劳动的供给，王一鸣表示，过去中国经济30年高速增长，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充足的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和供给，这个是很重要的因素。劳动力充分供给得益于新中国建国以后三次人口高峰。但是现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人口高峰的出生人群已经开始进入或者即将进入退休年龄。
　　同时，农村转移人口速度在下降。现在一般认为农村的转移人口速率，只是劳动力不包括家属，大概是1.46到1.47，这个速率也是下降的。所以劳动力的供需形势也会发生新的变化。王一鸣说“现在大部分机构认为，中国劳动人口将在2015年达到峰值，之后逐步减少。另有学者研究后认为，到2015年，中国15到60岁人口达到9.98亿人。所以我们实际上正在进入一个人口红利的拐点时期。资本供给下降与投资下降，劳动供给下降，未来人口红利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逐步减弱，所以未来经济持续增长，更多的只能是依靠生产力的提高。”
　　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问题，王一鸣表示，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也有可能下降。过去30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总体上呈上升态势，但是近年来上升的速率开始下降。王一鸣引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院的计算说，1979年到2007年，我国资本形成、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53 .5%、25 .3%和21 .2%。这个计算分了三个子段，1979年到1989年，1990年到1999年，2000年到2007年。根据具体计算可以看到本世纪以来发生的变化：资本形成的贡献是上升的，劳动的贡献是下降的，全要素生产的贡献也是下降的。
　　最后是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的约束问题。王一鸣认为，这个约束作用将强化。他说“从总的经济面来说，中国过去30年高增长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呢？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叫做‘资源的大规模、高强度投入’。那么现在你再用这种模式，我觉得成本、风险都会越来越大。”<TRS_PAGE_SEPARATOR></TRS_PAGE_SEPARATOR>
　　转型将带动我国继续保持高增长
　　困难尽管存在，但是希望也有。王一鸣认为，我国将继续保持高增长。“我们为什么有别于其他国家？我们为什么还能够延续我们的高增长？因为我们有一些特有的条件和因素。”他说。
　　第一个因素是，中国具有更多延续高速增长期的空间和条件。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区域差异很大，生产力发展水平呈现多层次特征。“正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如果一个小国遇到一次洪灾，那它一年的经济增长就完了。我们南方水灾，北方粮食丰收了，往往是这样的。大国经济发展的空间也就大，所以很多因素是可以对冲的。”
　　第二个因素是新人口红利的加快形成。他说，传统的人口红利是靠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提高带来的，而新人口红利是靠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而人力资本投资靠教育。现在中国的教育规模是一年630万大学生，相当于芬兰全国人口。所以我国人力资本的积累率在迅速提高。
　　不过，王一鸣同时指出，我国教育也面临着新的问题。“现在高校都在讨论‘钱学森之问’，就是当年科学家钱学森说，我们投了那么多钱，办了那么多大学，清华大学建得比麻省理工大学还漂亮，为什么就培养不出大师来呢？这个问题现在高校校长们经常讨论。这说明我们教育的理念、教学的方式还有改进的必要。我们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同时我们也要转变教育发展方式。”王一鸣说。
　　第三个因素是比较优势的区域转移。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崛起之后，东盟、中国、越南、印度相继崛起。从国内来看，也是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经济率先发展，然后扩散到环渤海地区，再随后是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也相继开始加速。中国沿海地区比较优势的产业可以向内地转移，使产业的生命周期得以大大发展。
　　据王一鸣介绍，日本原来有一个很流行的理论叫做“雁阵模型”。该理论认为一个产业成熟以后就要有接替者。比如亚洲“四小龙”成熟以后又有亚洲“四小虎”，“四小虎”以后又有“中国大陆”。这是因为小国规模很小，一旦形成规模了就必须整体外移。而对于我国来说，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沿海搞不下去了，可以到内陆去搞。比如说富士康公司在深圳有40万雇员从事生产，现在在当地干不下去了，那么还可以转移到河南省省会郑州去。河南是劳动力第一大省，而由于生产模式的原因，有人说富士康就是一个劳动力的“吸水机”，一去就要求郑州提供20万劳动力，所以河南很欢迎，劳动力不是问题。
　　因为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有这个条件可以梯次转移，所以“雁阵模型”不是国与国之间进行，而是地区与地区之间进行。这就可以大大延长我国产业的生命周期，这是中国的一个特点。
　　另外，王一鸣还提到了城市化带来的新动力、逐步加大的研发投入、升级加快的产业转型、深化改革的潜力等等因素。
　　当然，列出上述种种因素，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即使存在这么多的有利因素，中国经济持续保持高增长还要依靠经济转型。“基本的结论就是不转变、不转型，我们还能不能走？还能走，就是你的成本会越来越高，代价会越来越大，空间会越来越小，路子会越走越窄。我们很难去完成我们的既定目标。所以我们今后一定要去转型。”王一鸣说。
　　他表示，经济转型关系中国现代化全局。过去30年，中国最鲜明的特征是改革开放。最显著的成就是经济快速发展。中国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由人口大国变成了经济大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以世界上盛赞中国过去30年的腾飞，认为其让人印象深刻。
　　走向未来，经济转型可能成为我国最突出的标志。我国未来30年的目标是由中等收入国家平稳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由经济大国成为经济强国。王一鸣说，中国现在实际上面临着两种前景，如果能够成功转型，中国就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发展潮流，就能迎来一个经济社会永续发展的光明前景。如果不成功，就很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就是转型的重要意义。
　　王一鸣说，今后五年是一个关键时期。因为它是新的三十年的一个开端。就是说从这个五年开始，中国要走新的路径，过去的路不能重复。新的五年是万里长征的开步，它决定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方向。<TRS_PAGE_SEPARATOR></TRS_PAGE_SEPARATOR>
　　现场问答
　　问：近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但是在中国也出现了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劳资矛盾日益加深、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僵化、农民工进城面临种种困难等问题。这些问题导致了一种担忧：也许将来某一天，中国的经济增长会变得缓慢、停滞甚至下降。到了那个时候，随着经济增长产生的乐观情绪被削减，中国会不会面临动荡不安的局面？
　　答：你说的就是我们在中等收入阶段，到了矛盾的凸显期和风险的积累时期的特征。到了那个时候，由于增长的不平衡，城乡、区域、居民收入差距都迅速扩大，中国在对外贸易中的低成本优势又在减弱，提升创新能力的难度也在增大，我们会面临很多问题。所以你说的确实是一个矛盾的集中爆发期，到那时出现所谓的社会动荡的风险也肯定是存在的。你说拉美为什么那么多国家好多年前就达到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四五千美元，但就是迈不过去了？有很多原因，它出现的矛盾就是你刚才说的，在转移过程中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就出现了所谓的停滞，甚至出现各种政治危机。
　　但是我们说我们其实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而且也在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现在经常提包容性增长，要公平发展。就是说中国决策部门已经有这种意识和认识。现在的问题是在战略上和制度安排上怎么去实现决策层的预定目标，这确实是下一步要去做的很重要的一点。包括收入分配，说起来很容易，谁都会说这个事，但是真要做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我经常说一句话，邓小平说两步走，第一步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这一步中国现在已经基本可以说是做成了。第二步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先富起来的人带动落后地区，带动大家共同富裕，这句话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在制度上怎么实现？怎么带动？怎么共同富裕？钱在你兜里，让你拿出来，你拿么？做起来不是那么简单的。
　　所以我们说二次分配，甚至三次分配都需要相应的制度设计。包括收入分配调整，其实现在有很多的研究。比如说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调整，这次《中共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也提了要推进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还比如所得税存量的调整，房产税的问题。这次《中共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了收入增长要与经济增长同步，什么是同步啊？你去看以前的统计数据，收入增长都比经济增长低，因为那个时候的基本概念，就是说要有积累，才能提高和改善生活。但是现在某种意义上说，改善民生就是发展经济，这是相辅相成的。
　　问：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在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以及外资企业将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答：我现在可以明确告诉你的就是我们的民营经济占G D P的份额实际上已经超过一半了。这从过去30年总的趋势来看是很清楚的，国有企业总的份额是逐步减少的，民营企业的份额是逐步扩大的。
　　那么今后会是一个什么趋势？我觉得民营经济还会有成长的空间。比如你仔细研究一下最近中央颁布的新三十六条，它对很多领域都明确地放宽了准入。当然，新三十六条现在还在做一些实施细则，比如能源中的石油天然气这一块，就明确了要鼓励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合作，共同开采石油天然气。再比如市政公用设施。
　　最值得人们关注的就是金融业，专家讨论时问民营企业你们最希望进的是哪个领域？民营企业家们多数人都说最想进入金融业。那么现在金融业是什么格局呢？现在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民营经济可以进入，但是有一个约束条件，就是要国有银行持股20%。银监会是从风险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的。但是这一条可能对民营企业进入金融业是一个很大的门槛限制。民营资本相对来说是小规模的，它必须要多家整合起来才能进入这一行业。这其中如果一家有20%的份额，它就很可能是最大股东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有银行占股20%，就等于国有银行是最大的股东了，那到底这个是什么银行呢？而且反过来说，这些大银行也没有兴趣参与组建这种小银行。因为它们的规模往往已经大得不能再大了，那还搞这些小东西干什么？这个可能是未来要突破的东西，当然这还涉及体制的问题。
　　其实千万别小看了民营企业。我举一个例子，比如华为。华为去年全球500强排名，大概是排在270多名。它是一个中国的民营企业，但是规模已经超过了大跨国企业朗讯。中国现在已经有了不少这样的企业，汽车比如比亚迪，电信比如腾讯，金融服务领域比如招商银行，保险领域比如平安保险，都慢慢成长了起来。而且可以预见，以后在很多领域都会形成一批有国际水准的大企业，到那个时候中国的经济格局还会不一样。
　　当然，现在人们的焦点还不在这，关键还在国有企业。一直说国企应该进行战略性布局的调整，希望它的总体规模进一步收缩。实际上国企现在应该说已经做了一些调整了，但是也要看到，它现在主要经营的领域很多还是资源垄断性行业。这些领域当然也在改革，比如说电信业，原来只有中国电信一家，现在有网通、移动、联通、铁通，变成了寡头竞争的格局。虽然还是大的国有企业在那边竞争，但是未来能不能开放呢？我认为这些产业应该说随着技术的发展，还是能够开放的，特别是在经济服务领域。（方烨）

编辑:马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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