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新兴市场国家快速发展，是21世纪国际政治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现象。新兴市场国家顺应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国际产业分工转移的趋势，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中国更好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全球经济在危机时期更好地复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我们要认真分析和准确把握世界经济发展中长期趋势，努力提高应对复杂局面能力。要准确把握世界经济结构进入调整期的特点，努力培育我国发展新优势;准确把握世界经济治理机制进入变革期的特点，努力增强我国参与能力;准确把握创新和产业转型处于孕育期的特点，努力抢占未来发展战略制高点;准确把握新兴市场国家力量步入上升期的特点，努力发展壮大自己。
如何理解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如何在世界经济格局调整中更有作为?本版刊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的专访，以飨读者。
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仍来自新兴市场国家，中国将贡献20%左右的增长份额
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明年世界经济有望继续恢复增长，但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您怎么理解这样的分析和判断?
巴曙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这种前瞻性表述既意味着中央决策层对2011年世界经济增长的信心有所强化，但同时对世界经济复苏的反复性、欧洲债务危机范围与程度的不确定性以及美国经济复苏的强度仍应保持警觉。
总体上看，经过全球应对危机的努力，世界经济的中长期趋势已经有所改变，并呈现明显特征：世界经济结构进入调整期、世界经济治理机制进入变革期、新兴市场处于上升期，这是中国在2011年及未来一段更长时期内面临的外部经济条件。
记者：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今年各国恢复的情况如何?
巴曙松：虽然2010年全球经济经历了一轮经济周期波动短期化的起伏过程，但整体上仍呈现温和复苏的局面。大致预测，2010年全球经济增速将超过4.5%，其中G3经济体(美国、欧盟、日本)贡献25%，新兴市场国家贡献60%。中国预计可以贡献20%左右的增长份额。换言之，在危机时期，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相对疲弱，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动力源仍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体。
新兴市场国家可能在流动性充裕、低利率国际货币环境约束下实施货币收缩，抑制泡沫
记者：关于世界经济“二次探底”的顾虑不散。中央关于“有望继续恢复性增长”的研判，是不是可以解读为无“二次探底”之虞?
巴曙松：总的看来，全球经济在温和复苏，下行风险有所缓和。但目前国际市场普遍对G3经济体的持续复苏尚存疑虑，主要源自于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就业率的提升与经济复苏之间存在不一致性，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的经济复苏存在明显分离。来自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与来自新兴市场的货币收缩形成对照，并成为引发全球市场动荡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不一致性。金融市场可以依靠大规模的货币发行来刺激活跃。但如果这些新发行的货币不能顺利进入实体经济，而一直在金融体系内运行，那么，实体经济的恢复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而这正是目前美国经济所出现的问题。
第三，全球经济现实增长率与危机之前的增长趋势开始出现结构性变化。经历危机之后的全球潜在增长率将有所下移，短期内试图回到危机前的水平不太现实。因此，现实的经济增长或将在一个新的、较低的均衡水平稳定下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全球仍然处在衰退周期中。
记者：这也是我们常说的世界经济复苏“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大”。
巴曙松：“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大”的判断，也揭示了这样一个现实：当前，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仍然处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发达国家反通缩，新兴市场反通胀。发达国家量化宽松与新兴市场货币收缩将成为2011年全球货币政策分化的基本方向。这意味着美国、欧元区、新兴市场将呈现不同的政策倾向。
美国将根据实体经济的复苏程度，并参考CPI水平、消费率、企业活动等指标决定其第二次量化宽松的实施进程以及进一步量化宽松的必要性。欧元区将根据债务风险的扩散程度与可控性进行财政修复，重点在于防范债务危机，并可能在必要的情况下，采取量化宽松政策。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则将在流动性充裕、低利率的国际货币环境的约束下实施货币收缩，以管理通胀，抑制泡沫。
“十二五”将是中国参与全球范围结构调整的“起步期”和“逐步实现期”
记者：如何理解“发挥进口对宏观经济平衡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作用”?
巴曙松：全球金融危机反映出发达国家过度消费的发展模式需要调整，全球经济复苏的反复性也表明世界经济进行深层次结构调整的迫切程度提高。从这个角度看，2011年及未来一段较长时期内，发达国家将逐步倡导储蓄、扩大出口以支持实体经济增长，并通过产业回归和制造业再造来最大限度地纠正贸易不平衡。新兴市场国家则适当加大消费、扩大进口以实现宏观经济的内外平衡。
这次中央经济会议的表述“扩大进口规模，发挥进口对宏观经济平衡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作用”。这意味着扩大进口不仅仅是实现贸易平衡的重要措施，更是实现宏观经济内部平衡、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
原因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贸易不平衡只是一个结果，是国际经济不平衡以及内部储蓄与投资不平衡的外向延伸。因此从效果上看，适当扩大进口可逐步纠正失衡的程度，但关键仍在于一方面从外部纠正国际经济失衡，同时从内部着手调整内部经济的不平衡。
对于美国这样的危机爆发国来说，贸易不平衡本质也是内部经济结构不合理的表现，只有通过家庭、企业和金融机构、政府等的资产负债表修复，提高储蓄率才能从根本上纠正失衡程度。因此，总体上看，全球经济结构的调整需要不同经济内部的深层次调整。从中国的层面讲，“十二五”期间将会是参与这样一个全球范围内的结构调整的“起步期”和“逐步实现期”。
记者：如何理解“世界经济治理机制进入变革期”?
巴曙松：经历全球金融危机的洗礼，国际社会目前正积极推动全球治理结构的改革，目标在于通过改进和完善已有架构，试图形成一个有利于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全球治理体系，以反映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从而防范新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目前来看，全球经济治理结构问题会有一些新的进展。这一方面会继续改进国际经济治理来更好反映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影响力，促使出现金融危机的发达国家改进内部治理。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结构目前已考虑设定国际宏观经济架构内的“数量化规则”，为贸易顺差、汇率水平、外汇储备等一些关键指标设置一些量化标准，并成为约束各国的基本准则。
世界经济治理机制的变化还表现在新兴市场国家力量的步入上升上。从趋势上讲，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在全球经济格局的地位对比正逐步发生变化。发达国家即使实现复苏，也难以恢复危机前的潜在增速。新兴市场虽然同样也面临潜在增速下降的压力，但仍有可能在一个相对较高的位势持续增长，并在一段时期内成为带动全球增长重要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