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将“民富”目标摆在突出的位置，提出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同时会议提出要“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国民富了，是否自然就会带来消费需求的扩大？建立长效机制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
——上海平凉路 陈立博
答：何谓“民富”？广而言之，就是百姓富裕、富足。然而，富裕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富裕程度，是由其在社会收入阶层中的相对位置所决定的。当我们说“民富”时，也许需要以下三个条件，其中，既有定性的标准，也有定量的要求：
其一，国家的整体经济发展要达到一定的水平。像我国这样的人口大国，至少要达到联合国以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衡量的中低收入国家水平，才具备讨论“民富”的必要前提。其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均应达到一定的比重。根据国际经验数据，只有当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占比达到合理水准时，“民富”才有可靠的基础。其三，收入分配差距保持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如，基尼系数在0.4以下；又如，10%最高收入家庭的平均收入为10%最低收入家庭平均收入的10倍以内。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都达到与社会公平公正、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水平。现在的情况是，第一个条件已经基本达到，并且在较快地提升，第二、第三个条件还存在不少问题，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民富”的实现。
经济学告诉我们，消费（因变量）是收入（自变量）的函数。也就是说，收入的增加或减少是直接决定消费增加或减少的首要因素。对于一个家庭是如此，对于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因此，要进一步改善内部需求和外部需求、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均衡关系，着力构建扩大内部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就必须把目光聚焦于城乡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上。也就是说，居民收入保持持续增长，是构建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的题中应有之义。这里的关键在于，在保持经济健康平稳增长的条件下，通过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进而使居民收入的“蛋糕”在总量增加和结构改善两个层面上保证持续增长。
当居民收入为一定时，其中多少用于消费、多少用于储蓄，还要受到居民对未来收入和支出预期变化的影响。如果经济持续增长，且与收入增长保持相适应的关系，居民就会有一个好的收入预期，不断扩大消费就会成为可能。反之，居民对未来收入增长没有信心或信心不足，当期收入用于消费的比重就会下降。与此同时，还要看支出预期的情形。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须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政府保障能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就是为了消除城乡居民，尤其是低收入城乡居民的后顾之忧，稳定他们的支出预期，使他们能够拿出较大部分的当期收入，放心地用于消费。因此，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是构建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的另一个关键因素。
我们知道，人们的消费愿望和实际消费能力是两回事。当收入为一定时，实际消费能力的水平可用消费倾向（消费占收入之比）和边际消费倾向（增量消费占增量收入之比）来表示。一个国家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与各时期全体居民的实际消费水平有关。如果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相当部分的低收入居民有消费愿望，但实际的消费能力不够，那么，即便一个国家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总量意义上的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也没有大的偏差，但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仍然无法构建。这是因为，当存在过大收入分配差距时，相当一部分家庭因收入原因，实际消费能力处于较低水平，而另一部分高收入家庭是高储蓄、高投资的主力军，由此就会制约消费需求的正常形成和增长。因此，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使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有更快的增长，既事关社会公平公正，也与转变以高投资为主要特征的发展方式有关，进而与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形成以消费需求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
“民富”意味着老百姓有较高的购买力，有较高的生活质量，由此当然会扩大消费需求。更为重要的是，“民富”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需要，是科学发展观的主要目标之一，也是和谐社会的基石。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做到“民富”？过去一个时期以来，政府和社会各界都对此提出了一系列具体举措和建议。十七届五中全会也集中研究和阐述了这个问题。基于收入分配差距、阶层间收入流动性、社会保障覆盖面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现状，我们对实现“民富”的紧迫性和艰巨性要有充分的认识，进而加快和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以及与之配套的其他体制改革。与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来自于改革一样，实现“民富”以形成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的可能性，也来自于改革。然而，这一改革涉及社会各个利益主体，如何达成改革共识，加快推进改革，难度很大。对此，不仅要有充分的认识和估计，更要有足够的智慧和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