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不要把调结构与保增长对立起来

　　从目前主要经济指标的变动趋势看，我国经济明显降速，“保增长”的任务又被重新提了出来。但是怎样“保”却成了难题，因为中国目前经济的大背景是“过剩”，加大投资和加大贷款规模都会加大过剩程度，可是不加投资和贷款又没有短期需求，经济增长率眼看就要往下掉。这似乎陷入了加也不是、不加也不是的两难困境。究竟“保增长”与“调结构”是不是相对立的呢？本报专访了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

　　不仅仅是压缩落后产能

　　问：您如何看待调结构与压缩落后产能的关系？

　　王建：有人说解决过剩就得调结构，前一段也的确把压缩落后产能作为调结构的主要内容，乍一看上去，这么说似乎很有道理：既然是过剩导致了保增长中的“两难”，那么通过压缩落后产能，既可以为先进产能的投资增长腾出空间，又可以促进产业技术升级，岂不是“一举两得”？但是产能是增长的基础，压了产能等于直接压缩了经济增长能力，就会与短期保增长的要求对立起来，从这个意义上看，保增长与调结构是一个“两难”：在宏观调控政策的选择中，要不就是咬牙下决心牺牲一段时间的经济增长，把调结构放到所有经济工作的首位；要不就得突出保增长，结构调整的事情放到以后再说。

　　目前中央已经定了调子，必须把保增长放在首位，并且作为解决其他所有经济问题的前提，这是没有错的。明年世界经济存在二次探底的极大可能，并且可能进入一场长期性衰退，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经济如果不能保持较高增长率，就会与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一样，掉入长期衰退的泥沼。问题在于，调结构不仅仅只有压缩落后产能那么一点点含义，内容宽泛得多。可以说，不论在中国还是世界，任何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期，都是在经济结构的大调整、大变动中才出现的。

　　结构调整是高速发展基础

　　问：经济发展与结构调整是否对立的？

　　王建：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看，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都是经济结构变动最剧烈的时期，而在经济结构变动缓慢的时期，即便政府出台了激烈的刺激政策，增长速度还是上不来。

　　比如，1979—2009年这30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是9.9％，但1984—1988年的年均增长率是12.1％，而这个时期正是家电进入城市居民家庭，城市消费结构从“百元单件级”向“千元单件级”跃进的时期，当然在这一时期还有改革所引发的收入分配向个人倾斜的变化，没有这样的变化，也不会发生城市的“消费革命”。到1988年这个结构变化过程基本结束，出现了连续3年的“市场疲软”，1989—1991年期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一下子掉到了5%—7％。1990年以后，中国的总储蓄率随城市居民家庭储蓄率的提升而显著上升，为投资增长提供了基础。但由于缺乏结构变动，经济高增长只持续了3年，自1994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就逐年回落，1995—2002年期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只有8%—9％，其中1998年、1999年都低于8％。1998年以后，当时的中央政府也出台了强大的经济刺激政策，以至于1999年当年政府主导的投资在新增投资中的比重已经上升到90％，1998—2002年间政府投资总额已经高达3.2万亿元，经济增长速度还是上不来。可见，仅仅有宏观需求政策而没有结构变动配合，再强烈的宏观调控也保不住增长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