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二季度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该如何看待？GDP总排名的上升是否意味着我们发展模式已经转变？我们该如何提升GDP质量？就此，本报专访了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
这一结果是早晚的事情
问：请问您怎么看“中国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
王建：这一发展结果并不出乎意外。中国是人口大国，人口多，经济总量本身也就大了。如果人口大国经济发展快，成为一个经济大国是早晚的事。从这个角度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将来超过美国也不是什么难事，这是迟早的事。
对“中国GDP跃升世界第二”，我们不必过于惊讶，既然中国现在已经迈入快速工业化的过程，取得这个成绩一点都不奇怪。从历史上看，一直到清代，中国的GDP都占到世界的1/3，当时就是世界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只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经济落后了。现在中国人通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我们的经济总量与我们的人口和资源规模更匹配了。
喜忧参半的“世界第二”
问：这个成绩，您认为是“喜”还是“忧”？“喜”在哪里？“忧”在哪里？
王建：我觉得喜忧参半吧。一般人均GDP 500—3000美元是工业化中一个最关键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以消耗大量的物质产品为主，能源、矿产资源消耗都是相当多的。在这个阶段，人们开始进入到一个住宅和汽车的消费过程。人均GDP3000美元是工业化的一个门槛，是一个很难爬的坡。在这一时期我们要充实物质基础、打好工业化基础。到3000美元以上的时候，人们就开始注重消费服务，这是不消耗太多物质资源的。你看我们现在人均消费400多公斤钢，发达国家完全工业化大概是人均消费700公斤到1吨钢，我们的钢现在已经有7亿吨的产能，但是按照发达国家的标准我们还没到最大产能的边界，我们可能还要再继续增长一些。从这点来说，我们相当于在爬坡的时候已经爬上了最陡峭的那一段，已经是进入到了工业化的中后期。
我国从秦汉以来一直到清代早中期，都是世界上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但那时候是农业社会，相对来讲，农业社会增长当中的资源约束会小一些。现在，我们像西方一样走上了工业化道路，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源量非常大，比如说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矿等。我们一方面看到在工业化的道路上，中国将再一次成为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但是，资源约束对我国经济发展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因为我们现在的工业化还没完成，我们的物质消费还要继续增长，发展到现在也就是4亿多人口消费城市产品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碰到了国际和国内能源、矿产资源的瓶颈。如果我们城市人口再增加到12亿人的话，这个压力恐怕更大。所以往今后看去，这个忧确实有，因为全球资源不够我们用。
中国有一个特殊情况，我们现在农村人口还很庞大，城市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并且我们人均3000美元的GDP也是非常不均衡的。现在沿海城市人均GDP都达到了5000—10000美元，北京、上海、深圳人均GDP都在一万美元以上，但是我国农村人均纯收入还只有800多美元。所以中国现实是，富裕的东部沿海对应着贫穷落后的农村和内地，要在以后的发展当中使这样的结构趋于平衡与合理。一般来说人均GDP3000美元对其它国家是完成工业化的标志，但是在中国来说，我们还没做到这点，因为还有大量的农村人口，他们还没进入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生产生活过程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