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我国南方地区出现了要求增加工资收入的一些罢工潮。在当前的工资水平和社会福利制度条件下，这预示着我国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可能已经消耗殆尽。笔者认为，要求工资上涨压力的问题本质，反映了泡沫经济已经并将继续吞噬中国的劳动力红利。
几年前的相关农村调查显示，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导致劳动力流出的部分地区只剩下未成年人和老年人，这暗示了未来农民工的数量增长将不可能保持原来的增长速度。这一现象也预示了中国经济已接近“刘易斯拐点”，劳动报酬也将可能会加速上升。据蔡昉教授不久前提供的数据显示，在过去10年的最初几年，中国农民工的工资增长约为2%至5%，2004至2007年期间工资增长约为7%，但去年却一下子猛增了16%。另据来自温州的消息也显示，今年当地大多数工厂的职工工资都已上涨了20%。
从2004年开始，中国就出现了比较全面性的民工荒，并一直持续到金融危机以后。除了短期的周期性因素把“民工荒”放大之外，民工荒将是一种长期趋势的变化与延续，并显示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劳动力供求关系。过去我们一直以为，劳动力的“供大于求”将是一种长期趋势，但目前看来这种判断可能已经不那么准确了。
这样看，唯有涨工资，才能继续从农业或内地吸引足够多的农村劳动力，才能促使农民工离开农村，背井离乡，远赴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去打工。
当然，人口结构的变化或许对“民工荒”的产生也有一定的影响。因为，中国的新一代农民工(80后)不太愿意吃苦。他们是中国经济腾飞中成长起来的，不必担心会“挨饿受冻”。他们更渴望能真正融入城市的生活之中，而不只是作为城市边缘的“候鸟”。同样，他们也渴望更多的闲暇、更有尊严的工作环境。
但这些问题或许还不足以说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刘易斯拐点”为何会提前到来。因为，按原先的测算，中国的劳动者红利至少可以延续至2015年。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从根源上讲，是中国长期以来靠货币超发驱动泡沫经济的负面影响已开始凸现，并大幅吞噬了中国劳动者红利的寿命。
因为，超发的货币大量流向资本品，导致近年来土地和地产价格的急剧上涨，并导致城镇的生活与商务成本的上升，但劳动者的实际生活支付能力同时却在下降，这势必会倒逼或推动工资的上涨。随着务工成本的上涨，也意味着务农的机会成本也在上涨，于是又牵引出农产品的趋势性上涨。
反过来看，工业利润变得越是微薄，更多的资金就越会择机流出实体经济，由此推动资本品价格以更快的速度上涨。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
随着各地政府纷纷大幅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很多人冀望于实现这样一幅图景：工资上涨，劳动者就可以拥有更多的钱用来消费，这样就可以刺激需求，也可以改善企业的利润，企业则可以提高定价的空间，如此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但是，这往往是一厢情愿。因为，工资成本仅占企业生产总成本上升的一部分，其他生产成本还包括输入型的成本上升，如日前国际油价在77美元/桶、铜价在6500美元。可以想像，外部输入型的成本上涨对中国企业将构成很强的负面压力。
另外，在国民分配大局中，劳动力报酬主要取决于就业与工资。一旦工资增长速度超过了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这通常会减少企业的利润，企业或会减少资本支出的意愿(如订单转移和工人失业)，或会通过增加资本支出来提高资本的密集程度，以替代工人数量(近年来珠三角很多企业主大幅增加机器设备的购进，多少反映了这一趋势)。这样，就会导致就业需求的降低，最终将无法提高劳动者报酬所占国民收入比重，对消费也起不到正向的作用。
由此可见，资产泡沫倒逼工资上涨的结果，必然是会导致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停滞甚至下降，这就是所谓经济“滞涨”的根源之一。另一方面，因为害怕泡沫破裂的冲击，又导致了我们迟迟不敢实质性地收紧货币，致使成本不断抬升。这两种搭配当然不是最好的经济结果，即形成所谓的“滞胀”。当然，这不是单纯讲经济停滞或负增长，而是说以往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可能会渐次枯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