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理论从未系统地告诉人们在扭曲的结构下如何实现经济增长，更没有说一个国家怎样去调整扭曲的经济结构。“结构”二字是读懂中国经济的法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刚刚起步，全球格局亦将会随之改写。
按道理来说，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应是同步的。但在中国，统计数据显示第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90%，但城镇常住人口只占总人口约47%。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不同步反映出中国最根本的结构扭曲，中国的工业化在高投资的推动下创造了巨大的生产能力，但滞后的城市化未能有效地推动消费力的增长。
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必须从城市化破题。从资源和土地节约方面来说，人口集聚，特别是向大城市集聚，才是有效率的。现在中国的劳动工资在上升，但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仍然保持了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这既与中国劳工的勤劳和技术有关，也与制造业的产业集聚有关。产业集聚带来了规模经济，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而中国在东部地区形成的产业集聚远非东南亚一些小国可比。中国现在强调扩大内需，特别是想以服务业的发展来推动内需增长，同时提高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吸纳力。越是如此，越是要推动城市的发展，因为服务业在城市里才更有发展空间。中国经济的结构扭曲只有从城市化这条路上走出来，唯有如此，土地利用才可集约，服务业才可能发展，低碳的增长方式才变得容易，内需方能扩大，全球经济失衡的局面才能缓解。
从城市化破题，首先要从城市化的模式破题。如果按照中国过去的城市化模式，农民可以进城打工，却不能与城镇居民享有同样的就业机会、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那么这实际上已经进城的2亿农民就会有相当一部分人抑制自己的消费，把钱汇回家乡。这些农民兄弟今天的选择都是在一些非常保守和歧视性的制度和政策制约之下做出的，为什么我们不谈谈如何让农民工在他们工作和生活的城市获得户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也不谈如何让农民的土地和宅基地使用权成为可流动、可抵押的资产。
如果既有的城市化模式不变，内地农业劳动力向外转移受到制约，当地政府就需要通过招商引资来发展经济，解决就业。同时，中国的公共服务大量是依靠地方财政支出的，因此，地方政府又会尽力增加税收。在选择发展工业的模式时，有点条件的地方都会偏向高科技，认为这才够先进。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受人喜欢的另一个原因是，如果GDP大量被用来发了工资，企业的利润就薄了，税基就减少了。
如果没有核心大城市的带动，现代服务业特别是那些知识密集型的对信息交流与创意要求比较高的行业，如金融、资讯、现代教育、设计以及文化等产业都缺乏竞争力，中小城镇的发展也缺乏带动力。中国经济要持续增长，提高国际竞争力，就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加快城市化进程，提高经济的集聚度。
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不同步反映出中国经济的结构扭曲。工业化在高投资的推动下创造了巨大的生产能力，但滞后的城市化未能有效地推动消费力的增长。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应从城市化破题，而且首先应从城市化的模式破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