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目前的低碳标准包含欧洲相当成熟的战略和日益完善的技术，所以，目前我们最需要的，是争取足够时间寻找和切实把握好在低碳经济财富链中的有利地位。努力要求发达国家履行技术转让的承诺，在接受他们新能源产品加工订单时，要求对方把技术公开。在充分施展“规模经济”比较优势的同时，渐渐增加研发低碳技术的资金投入比例。
世界经济今天想要彻底摆脱金融危机的阴影，放心让刺激政策及早“退市”，就须尽快寻找到一个新的可持续的增长方式。如此，才能有效地吸纳看似过剩的金融资本，从而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把目前低迷的经济推向一个由市场自身造血功能所支撑的繁荣的经济时代。为此，欧洲多个工业国家已抢先一步发起了打造“低碳经济”的浪潮，争取在下一轮经济增长过程中，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的领头羊而分享到由此带来的巨大财富。前不久的哥本哈根会议，充分展露了他们的这种雄心。
作为当今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政府去年11月宣布，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并据此制定相应的国内统计、监测、考核办法。由此，社会各方对今年两会有关低碳经济的政策讨论寄予厚望，尤其是中国如何结合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技术创新政策来积极应对低碳经济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等问题。这里，笔者也想从“新标准”市场导入的视角来分析一下，一旦中国社会进入世界各国都为环境恶化所迫不得不接受 “低碳经济”新时代，中国经济的主导权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首先，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拿出追赶欧洲低碳技术的勇气，花大力气从产业结构、产品升级和技术创新等环节上脱胎换骨地引入低碳经济新标准，那么，中国现有的靠非低碳标准的市场打造出来的产业和企业的生产能力及市场竞争力就会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尤其我们注意到，发达国家人均收入达到1万美金以后，碳排放量才开始明显下降。而今天中国农村的城市化、工业化，先进的装备制造业的生产等都带来了对能源要素的巨大需求。无论是通过控制排放的产业政策（比如，产品准入标准、清洁技术激励、可再生能源的创造和保存等），还是通过市场交易机制（比如，碳税、碳交易等手段）来化解，都会带来不可估量的产业调整成本，而这些成本如果一味地让政府负担，财政支出的压力就会使其不可持续，如果一味让企业承担，则靠加工贸易赢得竞争优势的广大民营企业，是不可能自主地来转移新能源的高成本或由自身内部来消化成本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虽然我们应对人类共同生存的环境保护问题表示出极大的关注，并担负起我们应尽的责任，但是，全社会从现在就开始大张旗鼓地走进低碳社会，可能会给中国带来新一轮的产能过剩，由此而来的社会协调成本将会事倍功半，甚至不可持续。所以，在寻找到降低成本的有效机制之前，我们还是要和新兴市场国家一起设法阻止由欧洲国家按照他们的国情所设定的这一新标准的快速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