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是在旁听欧盟的部长会议。”第一次参加G7财长会议的日本财务大臣菅直人如此评论。令他奇怪的是，第一天的晚餐会，欧洲与会者似乎根本就没想到旁边还坐着他这个亚洲参与者，大家不断地谈论着同一个国家——希腊。
不过，这次讨论的不是如何继续后哥本哈根时代的气候变化议题，而是更紧迫的关乎欧洲整体经济的大事件——2009年10月暴露出的希腊巨额财政赤字问题。该国政府当时宣布2009年财赤占GDP比例将超12%，远高于欧盟允许的3%上限。惠誉、标准普尔和穆迪随后相继调低其主权信用评级。在持续3个月的发酵后，这一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下狠心集体应对的时候了。希腊顷刻间成了“迪拜二世”。
这可是欧洲所始料未及的。希腊原本就是欧元区财政状况最薄弱的国家，国家债务高达2940亿欧元，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达12.7%；债务绝对额2800亿欧元，GDP只有2400亿欧元。难以持续的养老金制度更凸显其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但引起欧盟官员紧张的，可不仅仅是这2940亿欧元。希腊就像一面镜子，与希腊存在类似问题的国家在欧盟并不鲜见，如意大利、爱尔兰、西班牙和葡萄牙等。意大利国债占GDP比重接近120%，葡萄牙国债占GDP比重可能在2011年超过90%；欧洲央行不久前就曾警示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削减财赤，避免债务危机。如果希腊这块骨牌倒了，保不准会恶化更多国家的问题，数年苦心经营的欧元经济体或将毁于一旦。
希腊出问题了，“谁会是下一个”正在考验着整个欧洲，一者是深不见底的危机仍在肆虐，二者是太多备选对象在危机的“照妖镜”下现出真面目。与2007年爆发的次贷危机最大的不同是，这次潜伏危机的对象变成了主权信用风险，而这个风险一旦爆发将更甚于次贷，这正是近期不少官方和民间智囊所担忧的二次衰退的主要根源。斩断传播链条上的希腊问题，是欧元区无奈但当务之急的选择；同时，退出刺激计划就只能是欧元区各国之前说说而已的游戏，G7承诺继续刺激经济的决定就说明了这一切。
我们看到的这些还只是表象，真正的根源是欧元区的发展模式碰到了问题。从分散的欧洲到如今的欧盟，正是为了面对增长低迷、制度僵化、结构失衡、福利高企、劳动力昂贵、失业率攀升等问题的政经尝试。欧盟各国面临的同一个执政诉求是，利用现有的资源解决政治社会经济平衡，尽管解决的方法各有差异，但在资源匮乏的现实面前，相同的选择是拿未来的资源解当下难题。这一选择即是从美国肇始的“赤字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学人》杂志统计，截至2010年2月，全球各国负债总额突破36万亿美元，2011年全球债务将超40万亿美元)，而这一模式在希腊等国的实践却意味着靠高举债维持高福利和政治社会平衡，并不都是良策。
在内外共危的大背景下，主权信用开始随着政府收支的极大不平衡而险如累卵，故希腊这样的经济体率先暴露问题并不偶然。更严峻的现实考验是，主权信用风险正成为我们生存的这个星球2010年最大的威胁。欧洲是重灾区，次贷源所在地美国的情形也好不了多少。联合国2010年经济展望称，美国的外债水平2009年已达3.8万亿美元，2010年将进一步增加；数据显示，其整体债务近80万亿美元，超过GDP的550%；白宫最新预计，2010财年预算赤字达创纪录的1.6万亿美元，占GDP的10.6%，较3%这一可持续水平高出两倍多，同时还在持续增加中；穆迪警告称，美国3A债务评级将面临压力。其他地区同样面临难题，迪拜已是前车之鉴。
不过，从全球来看，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演化为下一个拉美危机的风险正在加大。为了防止经济再次恶化，欧元区采取了继续刺激的对策，然而，刺激却又意味着累积更多的主权债务进而强化风险。依托跨国组织救援或许能缓解个别国家的恶化速度，而挽救各界信心成为另一个止危的难题。救危之策继续实践，现实的困境正在考验远在东方的中国。欧元贬值、贸易环境恶化会继续在全球发酵，美元逆势上扬除悄然削减投资回报外更加重人民币的升值压力，而潜在涌入的热钱或进一步推高股市楼市等资产价格消解中央政府近期调控的努力，防通胀依然是2010年的最大难点。
相信已有不少人在求解应对之策，欧洲主权信用危机警示我们在全球化日渐加深的今天保持全球经济平衡是个多么利人利己的选择。不过遗憾的是，欧美老牌资本主义长期奉行的靠政治、经济、军事输出攫取全球剩余价值的策略，也最终把自己逼向了墙角。如此看来，靠“赤字经济”勾画出的繁荣终究不过镜花水月。(许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