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过去的一周时间里，中美两国政府共发起了6桩贸易纠纷案例，其中4次为美国对中国的，其余两起为中国对美国的。
在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上，奥巴马于11月9日通过路透社放出声音，汇率等一系列问题将在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中提及。从拒绝把中国列为汇率操作国到每谈及涉华议题汇率就顺手捏来，奥巴马在汇率问题上的策略既不同于其前任布什，也不同于1980年代里根时期的日美货币谈判，形成了典型的奥巴马式侧攻战术。
中美间出现的紧张摩擦，似乎成为双方的一种交流方式，至少新摩擦目前看来没有形成全面敌视，为此双方正不断建设性地寻找谈判底线。不过，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对中美双方来讲，摩擦将是一个持续性的事件，毕竟在当前全球经济危机下，双方的谈判底线的分歧不小，要找到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分歧解决方案并不容易。
中美间在经贸领域的分歧何以变得愈发复杂？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生态链的角度，中美在经贸关系上不是存在着明显的互补性吗？这种互补性为何在全球经济危机下反而蜕变为了某种形式的隔阂？
细研奥巴马政府当前的政策，我们可以看出其清晰的脉搏：一方面，美国政府极力在全球推销全球经济再平衡计划，以缓解甚至改善美国巨额的对外赤字压力。另一方面，美国政府逐渐把其经济增长的中心由消费驱动型向出口拉动型转变。为降低美国外部赤字和为美国经济增长更换引擎，美国政府默认美元的持续贬值，并不惜削弱美元的主要世界货币地位这一角色而推广。从这个角度上，美国当前频繁地对华贸易摩擦，其根本目的并非人民币升值问题，而是通过贸易摩擦和人民币汇率议题等要求中国降低储蓄率，使经济增长更主要依托于内需上。
从这个角度上讲，对中国来讲，美国市场对中国制造需求的变化是可预见的确定性事件，对美国消费市场的争取是一个成本高昂、收益有限的生意。因此，与美国政府的谈判底线，更多应定位在新的出口市场没有铺垫好的情况下避免美国市场需求的急速萎缩。
进一步分析，美国居民增加储蓄率不可避免地导致美国政府赤字的对应增加。对中国来讲，由于目前中国并没有加入WTO的政府采购协议，美国政府赤字增加所对应的消费增加，中国产品很难获得相应的好处。今年年初美国通过购买美国货的条款，实际上已经给了中国这样一个信号。
事实上，当前中国积极向非洲发展经贸业务，并在最近的中非合作会议上提出与非洲国家成立合资公司帮助其完善基础建设，本身就表明中国正在寻找新的经贸方式消化国内的产出缺口，虽然与非洲的新经贸方式能否成功有待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