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的很多例子，比如说像中粮入股蒙牛，陕北油田被地方政府强行收归国有等案例均显示出民营企业投资环境的恶化。国有企业不是靠自己的经营能力取胜，而是长期依靠一种垄断、强权的特殊地位，占据优势资源进行垄断定价，对经营良好的民营企业进行强行兼并重组。
最近一段时期，国内外舆论最为关注的焦点之一就是经济领域中“国进民退”的“逆市场化”趋向愈演愈烈的态势，然而在商界和学界，甚至对“国进民退”之概念本身，也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反应和态度。
从一般意义上说，“国进民退”主要是指在某一特定经济领域中，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在关键性产业和一般性竞争产业中所占资本比重和垄断程度大幅度提高，国有资产通过行政指令和权力干预而实施全面的战略性兼并重组，进入具有基础性指标意义的产业领域，而民营资本则被迫撤出或只能消极被动地接受官方所主导的重组兼并。
对于“国进民退”概念的理解，通常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从狭义上说，表现为国有企业在某些产业领域中市场份额的扩大以及民营企业在该领域市场份额的缩小甚至退出。从广义上说，除上述内容外，还表现为政府对经济予以直接干预或宏观调控之执行力度的加强。二者均具有强烈的“逆市场化”取向，与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根本目标背道而驰。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过去若干年变本加厉的“国进民退”浪潮(也有人称之为“再国有化”)实质上是经济领域中的一种复辟与倒退。
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步步紧逼，已经在所有重要的基础性行业中占据压倒性的主体地位，且集中度越来越高，如石油石化、钢铁、煤炭、金融、电信、铁路、航空、教育等领域，其中部分行业在政府的强力干预和偏袒性保护下，已经成为坐收渔利的垄断性暴利行业，它们普遍不思进取，缺乏国际竞争力，内部管理和监督乏力，频频出现管理与监督漏洞，为贪污腐败、挥霍浪费和决策失误提供了肆意泛滥的空间，引起了社会公众的普遍质疑和不满。
比如说近期内蒙古出台了一个新的政策方案，即本地的煤炭私营企业必须与国有煤炭集团或者是国有控股合资煤炭企业进行整合，也就是被国有企业纳入旗下。还有一个广为关注的例子是山东的民营企业日照钢铁公司，被山东省政府所主导的山东钢铁集团强行“重组”了，虽然该企业做了很多的努力不想被兼并，但是最终也没有办法脱逃，还是接受了这样违背民企意愿的结局。说到这里，大家不难联想到前几年江苏“铁本事件”的惨状。
温州本来是中国民营经济最发达、最活跃的地方，但今年上半年温州的GDP只增长了3.5%，在浙江省排名是倒数第二，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为什么温州变成了这样呢？温州的过剩资本大量向其他地方转移，一部分进入了房地产行业，一部分进入了煤炭行业。现在温州人在山西投资的大约600座私营煤矿，全部被纳入国有大型煤矿重组兼并的行列，这样温州人在私营煤炭企业中占有的资本最终要被迫撤出，这一资本规模大约是两千亿元左右，温州民营经济受到重创由此可窥一斑。
最近几年的很多例子，比如说像中粮入股蒙牛，陕北油田被地方政府强行收归国有等案例均显示出民营企业投资环境的恶化。国有企业不是靠自己的经营能力取胜，而是长期依靠一种垄断、强权的特殊地位，占据优势资源进行垄断定价，对经营良好的民营企业进行强行兼并重组。
国有企业的精力不是放在如何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上，或者如何进行创新，提高资本效率，降低运营成本，而总是想着如何利用垄断势力对民营企业进行兼并重组，与民争利，侵占消费者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只好采取贿赂或者是勾结权贵的方式与权力部门合作，不得不违心地俯首称臣。
笔者认为，“国进民退”的“逆市场化”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大多数经济领域中企业所有权的转换和资本效率、经营绩效的降低，关键是这种复辟将会把中国经济带入到一场深重的灾难之中，甚至可能引发有史以来中国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而且它将扭曲中国社会本已逐步展开的市场理性和资源配置机制，对依赖有序市场竞争的合法公民形成负面激励，对包括调节国民收入分配在内的福利社会形成发展阻碍，对业已推进十几年的市场经济造成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
因此，“国进民退”这一“逆市场化”的大倒退，已经不是大家批评批评、议论议论而已，而是到了非要制止不可的地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