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第三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8.9%，巩固了回升向好的势头，全年保八已无悬念；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在连续四个季度的下滑后，迎来了久违的增长。经济总量占全球近四成的中美两国经济出现了比较强劲增长，尽管还可能出现反复，但人们确实可以期待世界经济的全面复苏了。在世界经济出现比较明显的好转迹象后，各国在宏观经济调控方面是否能松口气了呢？笔者认为，还不能，尤其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用经济手段调控宏观经济的手法尚未臻于纯熟的中国来说，后危机时代的宏观调控任务可能更复杂，更艰巨。
宏观调控取得成功的前提是对经济形势的准确判断。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之初，国际市场环境急剧恶化的形势十分明朗，中国得以做出准确判断，及时采取果断应对措施。现在，虽出现了世界经济复苏的信号，但复苏前景还面临许多不确定因素。如果复苏受阻，中国宏观调控的着力点只能是继续扩内需，保增长；如果复苏强劲，则可能带来通货膨胀压力。而保增长和防通胀是要采取完全不同的政策措施的。因此未来中国在选择调控手段，拿捏调控力度、节奏时将面临更复杂的抉择。“乍暖还寒，最难将息”。
西方发达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首要政策目标是充分就业，其次为价格稳定，再次是维持经济均衡增长，而实现资源配置，产业结构调整主要依靠市场自发力量。由于国情不同，中国的宏观调控目标中，转变增长方式，优化经济结构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危机前，中国经济近30年的高速增长，成绩斐然，但也在增长方式、产业结构方面累积了大量矛盾。靠市场力量消化、调整这些结构性矛盾，可能要花费更长时间，遭受更多痛苦。为此，中国选择了在宏观政策指导下的渐进式调整方式。危机前，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调整经济结构，改变增长方式。为应对突如其来的世界经济危机，中国在推出“四万亿计划”的同时，也没忘了推出着眼于结构调整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在后危机时代，中国的宏观调控的政策目标肯定将越来越偏重对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应对一时性经济危机的举措相比，实现结构性调整的目标显然是一个更复杂，更艰难，需要经过长期努力才能完成的任务。
最后，后危机时代宏观调控面对的利益格局将更为复杂。世界经济危机来临后，中国各地各行业都受到冲击，中央及时果断推出的“保增长，保就业”措施符合各方的眼前和长远利益，因此全国普遍拥护，共度时艰。而在后危机时代，如果宏观调控指向“经济过热”，“通胀抬头”，或者是进行“有保有压”的产业结构调整，必然伤及部分地区和行业的眼前利益。按照西方理性预期派经济学家的看法，具有理性预期的被调控对象会预料到调控政策的后果，采取相应的对策，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从而抵消政策效果。既然我们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强调主要利用市场机制管理经济，就必须承认和接受在合法、合规前提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实。现在，连普通股民都懂得“提前消化政策面消息”，何况企业家们呢。这就对制定和执行宏观政策的艺术提出了更高要求。要摒弃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按照博弈论的思维模式，把被调控对象当作“理性经济人”，更多地“诱之以利”，而不仅仅是“晓之以理”，更不能只靠行政命令。改革开放初期那种“即使不一刀切，也得切一刀”调控方式对经济造成的硬伤太大，不利于创建和谐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