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看诺贝尔经济学奖 茅于轼：国人拿奖还需20年

    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制度应当成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内生因素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奥利姆·威廉森获奖，实际上是把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制度经济学”。前者论证了除政府和市场以外的其他的创新组织，包括集体组织，可以更好地管理资源，并且深入地研究了公共管理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后者对科斯的交易成本说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企业的边界给予了论证。

    制度经济学不同于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增长经济学，包括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它们假定制度是既定的，制度经济学把制度作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内生因素来研究。

    经济学不是哲学，它必须能够学以致用，能够对当前的经济难题提供合理的解释甚至解决的路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过去关于资产组合和资产定价等方面的复杂的经济学理论，也曾经获得过诺奖，但是它们被一些投资机构用来创造复杂的金融产品，而普通人对其学习的成本又很高，政府与其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监督管理不到位，反而导致了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此次将诺奖颁给上述学者与他们的理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经济学奖励方向的调整。

　　从新制度经济学广泛的意义讲，在投资人与复杂的基金产品之间信息不对称，并且投资人学习成本很高的情况下，如何设计一种监督管理风险的制度供给，来满足金融机构信息透明化和政府替民众监管，而减少信息了解及其学习成本，并有效防止金融机构及其高管们的道德行为最终变成金融灾难的制度需要。

　　本次诺奖经济理论，对于中国的实践指导，也是有普遍的参考和启示意义。比如，如何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形成第三方组织，对于生态环境、淡水、矿产等这样的公共领域和公共资源，进行有效管理；再比如，对种植和养殖等生产领域，其组织形式应当如何确定，其组织的规模多大，其经营体的边界在哪里？它们需要结构较为复杂的大公司来管理吗，它们需要人民公社式的集体组织方式吗……如果组织的复杂性和成本大于其简单的生产和收益时，组织肯定不能生存；而用一个简单和小规模的组织方式，去应付复杂的生产经营局面时，如一个家庭组织去管理和经营一个或者多个特大型和现代化的钢铁厂时，企业内部组织的规模太小，太简单，其也无法运行和生存。这就是企业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