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仍将是世界经济增速黯淡的一年。根据IM F的最新预测，2013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仅为3.6%，而美国、欧元区、日本这三大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将分别达到2.1%、0.2%与1.2%，仍显著低于其潜在增长率水平。
○2013年中国经济仍将实现8 .2%的增长，笔者认为如果没有重大突发事件(例如欧债危机严重恶化、局部军事冲突爆发等)出现，2013年中国经济增速将达到8%上下。这意味着中国经济能够再次实现软着陆。在全球经济一片萎靡中，中国经济依然是最大的亮点。
○从供求关系来看，房地产宏观调控已经造成很多城市供应偏紧，2013年房价反弹并导致房地产投资增速反弹的概率较大。
○由于中国经济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相差不大，因此预计2013年通货膨胀率依然会保持稳定。不过，与2012年中国相当低的通胀率相比，2013年的通胀率可能略微反弹。
○当前正是央行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时间窗口，如果央行能够顶住压力，继续让人民币汇率在更大程度上由市场供求来决定的话，这不但有利于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而且有助于增强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一个更加依赖内源性增长动力的、消费与投资平衡增长的、制造业与服务业平衡增长的、区域平衡增长的中国经济，才能保障中国经济的和平崛起以及中国居民的福利改善，也有助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加重要的、更令人信服的角色。
欧洲危机的爆发与恶化是最近3年内全球经济领域的最重要事件。受危机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率由2010年的5.1%下降至2011年的3 .8%，进而下降至2012年的3.3%(根据IM F2012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的预测，下同)。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在此期间内均经历了经济增长的减速。2013年仍将是世界经济增速黯淡的一年。根据IM F的最新预测，2013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仅为3.6%，而美国、欧元区、日本这三大发 达 经 济 体 的 经 济 增 速 将 分 别 达 到2.1%、0.2%与1.2%，仍显著低于其潜在增长率水平。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情况相对乐观，整体经济增长率有望由2012年的5 .3%反弹至2013年的5.6%。
发达经济体普遍面临以下问题：失业率高企、国内消费投资增长乏力、整体负债率偏高。为稳定金融市场与提振实体经济，发达经济体普遍实施了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当然，部分国家的宽松财政政策已经造成政府债务占G D P比率高居不下，甚至爆发了债务危机。尽管如此，目前美、欧、日、英等国家都在实施不同程度的量化宽松政策。发达国家央行的集体量化宽松政策既加剧了主要货币之间汇率的动荡，也加剧了短期资本流动的波动性。全球主要经济体既有陷入所谓“汇率战”的风险，也面临着“贸易战”的威胁。
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年间也经历了增长率不断放慢的过程。2010年与2011年的G D P增速分别为10.4%与9.2%，2012年可能显著回落至7.8%。中国经济的逐渐走软主要有三个因素：一是针对国内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导致房地产投资增速不断回落；二是外需疲软、人民币升值与国内要素价格调整导致出口增速下降；三是上一轮宏观刺激政策的效果逐渐消失。中国经济的不断放缓引发了市场的担忧，以至于有人预测中国经济将会硬着陆，甚至可能在2013年爆发一场由产能过剩引爆的危机。
然而，正如IM F预测2013年中国经济仍将实现8.2%的增长一样，笔者认为如果没有重大突发事件(例如欧债危机严重恶化、局部军事冲突爆发等)出现，2013年中国经济增速将达到8%上下。这意味着中国经济能够再次实现软着陆。在全球经济一片萎靡中，中国经济可能依然是最大的亮点。之所以做出比较乐观的判断，是因为从宏观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来看，消费、投资与出口在2013年都有望维持比较平稳的增长，出现显著下滑的概率较低。
首先来看消费。过去几年内就业市场形势稳中偏紧，城乡居民收入(尤其是农民工收入)出现持续较快增长，社会保障体系得到进一步加强，这都促进了居民消费的稳定增长。坊间传闻，十八大之后中国政府可能出台新的收入分配政策，国民收入向弱势群体的适当倾斜有助于进一步提高边际消费倾向较强的群体的消费能力。目前中国正处于城市化的中期阶段与居民消费升级的关键时期，预计住房、汽车、教育、健康、旅游等领域仍将成为未来的消费热点。此外，欧债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再一次采取了稳增长、促消费的政策，为汽车、节能家电等产品的销售提供财政补贴以刺激相关产品消费。
当然，居民消费增长也受到以下一些因素的掣肘：很多城市针对房地产与汽车仍实施限购政策；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依然不健全、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导致谨慎性储蓄动机较强，社会平均消费倾向偏低；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快速增长后，农民工收入增速可能放慢(原因可能是民营企业利润增速下降)等。综上所述，笔者认为2013年社会零售品消费总额的名义增速可能在15%上下。
其次来看投资。投资可大致分为制造业投资、房地产投资与基础设施投资。尽管受库存较高与产能过剩困扰，2013年中国制造业投资增速难有大的起色，但总体上仍有望保持稳定，而新非公36条实施细则的逐步落实有助于刺激民间投资的增长。从供求关系来看，房地产宏观调控已经造成很多城市供应偏紧，2013年房价反弹并导致房地产投资增速反弹的概率较大。从历史经验来看，党代会召开与地方政府换届后，总有一波旺盛的地方政府投资需求，恐怕此次也不例外。另一个历史经验是，在每个五年计划实施期间，中前期(第2至3年)的投资增速普遍较高，而2013年恰好是十二五规划的第三个年头。
不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也面临如下一系列不利因素：首先，对制造业投资而言，去库存化、去产能化甚至去产业化的压力依然巨大，劳动力成本仍在上升，当前工业企业利润的大幅下滑可能影响企业家投资的信心与能力；其次，对房地产投资而言，宏观调控政策仍可能继续维持，且建筑用地供给相当有限，这会限制房价反弹后房地产投资增速反弹的空间；再次，对基础设施投资而言，作为投资主体的地方政府或地方融资平台目前债台高筑，随着土地市场的降温，地方政府的财力与融资能力均受到限制，难以进行新一轮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综上所述，笔者认为2013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名义增速有望维持在20%上下。
再次来看出口，这是受萎靡的全球经济增长状况影响最大的领域。诚然，出口行业目前可谓面临着内忧外困。从外部来看，全球经济尤其是发达经济体增长低迷、发达经济体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显著增强、中国贸易条件依然在恶化、要求人民币继续升值的外部压力可能周期性增强；从内部来看，持续的人民币升值与劳动力价格上涨、更严格的环保与节能标准均提高了出口企业的生产成本，这或者会推高出口价格(损害出口竞争力)，或者会压缩出口企业的利润空间。不过，未来的出口增长也并非前景一片黑暗。其一，如果欧洲央行最近的救市措施能够使得欧债危机稳定下来，且美国经济能够顺利渡过“财政悬崖”的冲击则国际经济形势有望得以改善；其二，随着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长、更多潜在自贸区可能推出，以及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努力，中国的出口市场有望进一步多元化，特别是向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扩展；其三，中国政府也开始实施新一轮出口稳定政策，例如出口退税等。综上所述，笔者认为2013年中国出口的名义增速有望达到10%左右。
由于经济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相差不大，因此预计2013年通货膨胀率依然会保持稳定。不过，与2012年中国相当低的通胀率相比，2013年的通胀率可能略微反弹。主要原因包括：国内要素价格改革可能造成国内要素成本持续上涨；全球发达经济体央行集体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可能推高全球能源与大宗商品价格，从而使得中国面临持续的输入性通胀压力；从“猪周期”来看，2013年供求关系的转变可能启动猪肉价格的新一轮上升行情。不过考虑到目前制造业的产能过剩与高库存现象较为严重、2012年国内粮食价格继续保持丰收等因素，笔者预计2013年中国C PI增速将会维持在3-4%的区间内。
之所以笔者认为中国经济会出现软着陆，除对消费、投资、出口增速谨慎乐观外，还因为中国政府无论在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方面都仍然有较大的政策空间。预计中国政府在2013年仍将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之组合。
从财政政策来看，2013年的亮点可能包括：第一，结构性减税。一方面，中国政府会继续拓展服务业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试点范围；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会延续甚至扩大对小微企业的减税；第二，地方政府发债。中央政府会允许更多的地方政府发行市政债券，既缓解由于土地出让金下降给地方政府财政平衡造成的冲击，又通过债券发行的信息披露对地方政府的行为形成新的约束；第三，将更多的财政支出用于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包括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继续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等。
从货币政策来看，由于2013年C PI增速可能回升，预计央行进一步降息的空间不大。相比之下，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仍有较大的下调空间，尤其是当中国政府放松了对房地产行业的宏观调控之后。央行仍会频繁使用逆回购来进行公开市场上的流动性调节，而不会频繁使用成本相对较高的央行票据。在穷尽了其他货币政策工具之后，央行仍将借助资本账户管制来应对短期国际资本的频繁进出。尽管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2012年9月份高达1%的强劲升值不能持续，但笔者认为在2013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仍将维持2%左右的小幅升值，同时汇率的双向波动特征将会更为显著。事实上，当前正是央行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时间窗口，如果央行能够顶住压力，继续让人民币汇率在更大程度上由市场供求来决定的话，这不但有利于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而且有助于增强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总之，从增长与通胀的搭配来看，2013年中国经济仍有望实现8%+4%的组合。这意味着中国经济能够在2012-2013年期间实现软着陆。然而，中国经济虽无近忧、但有远虑。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放大以及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传统上依赖投资与出口驱动的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目前高达50%的投资率与大部分制造业的产能过剩现象就是明证。中国政府应该抓住目前的有利时机，抵制既得利益集团的诱惑，勇于接受潜在增长率的放缓，并在此基础上加快实施结构调整。通过收入分配改革、向民间资本开放服务业领域以及要素价格市场化等深层次改革来转变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一个更加依赖内源性增长动力的、消费与投资平衡增长的、制造业与服务业平衡增长的、区域平衡增长的中国经济，才能保障中国经济的和平崛起以及中国居民的福利改善，也有助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加重要的、更令人信服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