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时抓住机遇，把前一阶段以抵御外部金融危机为主的短期应对政策，转变为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要目标和内容的长期战略
在后危机阶段，我们不是在粗放型增长路径上继续前行，恢复并维持危机前的高增长速度，而是要在经济回到常态增长后，及时抓住机遇，把前一阶段以抵御外部金融危机为主的短期应对政策，转变为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要目标和内容的长期战略。在继续推动经济平稳回升的同时，全面推进发展方式转变，防止短期过激应对政策导致周期性调整不到位，防止短期政策损害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基础。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再一次暴露出我国需求结构的软肋。预计2009年全年我国投资、消费、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可能呈8:4:-2的格局，相较2008年的4.6:4.5:0.9、2007年的4:4:2，需求结构失衡大幅加剧。怎样驾驭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实现从“投资大国”、“制造大国”、“出口大国”向“消费大国”转变，大幅度降低投资率，提高居民消费率，稳定出口率，是后危机阶段我国需求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
推动投资自高位恢复到正常。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投资需求是中间需求。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需求推动。1980～2008年，资本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年均贡献率达到53%。2003～2008年，投资率年均超过42%，创历史新高。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一年来我们把扩大政府公共投资作为刺激经济增长最主动、最直接、见效最快的手段。在2008年第四季度新增投资1040亿元的基础上，2009年中央预算又安排9080亿元公共投资，推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扩大投资对增加内需、消化过剩产能、部分替代出口、增加就业、解决历史欠账和薄弱环节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扩大投资的过程中，各地都推出刺激经济的投资计划，基础设施过度超前。因扩大投资也产生了加剧产能过剩、国有企业坐大、信贷扩张埋下地方债务和通胀压力等消极后果，需要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消化。最近，国家已经开始根据经济回升趋势而适度微调中央投资节奏，对于部分产能过剩行业新上项目的审批控制明显加强。在后危机阶段，我们要采取切实措施，推动投资增长从30%以上的高位恢复到正常的20%左右。
促进消费由低位提升至高位。长期以来，消费动力不足一直是我国经济结构的最大顽症。2008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仅为35.3%，远低于美国的70.1%，也低于印度的54.7%。在后危机阶段，扩大居民消费、破除经济增长中的消费短板，不仅是走出危机的应急之策，也是转变发展模式的长远之计。我国有13亿人口，国内市场巨大，且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空间广阔，潜力巨大。只要对症下药，就能够从根本上扭转消费需求不足的结构性问题，使我国经济获得可持续的增长动力。一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的比重，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二是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增加社会福利开支，解除居民的后顾之忧。三是调整居民消费结构，积极培育新的消费热点，扩大消费领域，满足多层次消费需求。另外，还可以考虑增加政府赤字，缓解居民储蓄过剩、个人不愿意花钱问题，形成以居民消费为主的内需结构。
引导出口从依赖转变为附属。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结构逐步演变为过分依赖外贸出口驱动增长。国际比较显示，当前我国贸易依存度仅次于德国，远远高于日本和美国。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拖累外部市场需求萎缩，表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不可能长期把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主要奠定在外部需求上。由于全球分工体系格局日趋稳定，主要发达国家在这场危机中加速调整外部不平衡，劳动和资源成本上升以及汇率升值压力的制约，未来我国出口难以再现前些年持续快速增长的风光。2008年，全球发起反倾销调查208起、反补贴调查14起，我国分别遭遇73起和10起，占总数的35%和71%。2009年前3季度，共有19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发起88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金额超过100亿美元。我国已连续15年成为遭遇反倾销调查的国家，连续4年成为反补贴调查的国家。面对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我国出口驱动型传统工业模式难以为继。在后危机阶段，我们必须适时对出口导向型经济结构改革，尽快完成从“出口大国”向“消费大国”转型，逐步降低经济增长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
同时，需要高度关注和提前研究应对金融危机超常规政策的调整和退出策略问题，利用经济企稳向好的有利时机，审时度势，把关注重点转移到解决我国经济自身存在的深层次体制性、结构性问题上来，及时发现和解决苗头性问题，不断充实、丰富和完善一揽子计划，适时对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进行适度微调，平稳实现经济刺激政策的调整软着陆和退出衔接。(尹中卿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