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总统卢拉上台执政以来，巴西在国际舞台的定位和影响力取得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突破，外长塞尔索·阿莫林作为巴西外交政策的“总设计师”功不可没。
在国际关系舞台上，阿莫林有过很多杰作：2003年WTO坎昆谈判期间，他与发达国家代表博弈，坚决维护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和利益；他利用巴西生物能源优势来促进与世界各国更多的对话与合作，藉此扩大巴西的国际影响力；他还积极接纳“金砖四国”这一概念，大力将之促成为现实的富影响力的地缘政治合作架构。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阿莫林纵横捭阖，身体力行地让世界更多国家和民众听到巴西的声音。
2010年4月9日，在第二次“金砖四国”峰会举行前夕，阿莫林外长在巴西外交部“水晶宫”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畅谈他对第二次“金砖四国”峰会、中巴两国发展与合作前景的看法。
“金砖四国”制定未来议程
广州日报：第二次“金砖四国”峰会的筹备工作进展如何？
阿莫林：筹备工作进展顺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会议，一系列前期会议包括央行会议、商界、学者会议，还包括农业部长会议已经举行。
你可能已经注意到，“金砖四国”峰会在巴西已经成为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处处都可以感受到峰会的气氛。事实上，民间社会对“金砖四国”峰会的热情也很高，在里约热内卢甚至成立了一个专门研究“金砖四国”的研究中心。
我认为“金砖四国”峰会拓展人们的想象力。“金砖四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IMF预测，未来6年，“金砖四国”的增长占全球总增长的62%，而G7增长仅占12%。
广州日报：作为主办国的外长，您对这次峰会有什么样的期待？
阿莫林：这是“金砖四国”举行的第二次峰会，这是一个巩固合作的过程。我认为领导人会面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他们是制定未来议程的人。
在经济事务领域，“金砖四国”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团体，例如四国合作在IMF中可拥有否决权，这体现出“金砖四国”被重视的程度。除了经济领域，“金砖四国”在其他领域，例如气候变化问题等，也将会拥有越来越大的话语权。
不过，我认为还有一个议题有待讨论，那就是商业安全。我感觉各国尚未彻底考虑到新的实际情况，也许因为这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此外，我也期待各国领导人能就一系列国际时事议题展开讨论。
广州日报：明年会有第三次“金砖四国”峰会吗？如果有，将在何时何地举行？
阿莫林：我希望会有。但既然是明年的事情，具体的时间我现在并不知道。这是四国领导人决定的事情，既然第一、二次峰会是在俄罗斯和巴西举行，很显然第三次峰会的举办国将会是亚洲国家。所以，我们正等待邀请(笑)。
广州日报：您认为“金砖四国”对于全球经济复苏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阿莫林：去年中国、印度经济依然保持增长，巴西虽然没有实现增长，但是至少经济没有出现衰退。根据预测今年巴西的GDP增长率可能回升至5%甚至6%。这对世界经济无疑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从某种程度来说，当发达国家还在努力复苏的同时，是“金砖四国”在帮助世界经济以及支撑起全球贸易。否则，情况会变得更糟。
以巴西为例，在过去8年巴西与中印俄的贸易总额从100亿美元增加到500亿美元左右，增幅为五倍。去年，中国成为巴西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而在六七年前，巴西对美国和欧盟的出口占出口总额的28%或30%左右，而现在对美国出口的比例下降至10%左右，对中国和印度等国家的出口比例则出现增长。我认为，这就是未来发展的模式，“金砖四国”就是未来的模式。
广州日报：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声音变得更响亮了吗？
阿莫林：是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声音正逐渐变得响亮。G20作为讨论国际经济事务的平台已经取代了从前的G7或者G8。
除了“金砖四国”外，还有墨西哥、阿根廷和南非等国家加入讨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数目取得了很好的平衡，这一点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的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这并不等于全世界。
任何重要的决定仍然应该拿到更广泛的平台，例如拿到联合国大会上去讨论。我的意思是，“金砖四国”很重要，但我们在交流和沟通的过程中，应该依然保持谦虚平和的态度，而且，不应该单从本国利益出发。
国内市场是巴西抵御危机的盾牌
广州日报：巴西在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复苏的过程中表现如何？有哪些国内政策成果显著？
阿莫林：我认为主要有三个因素对巴西帮助很大：
首先是政府决策，特别是促进收入更好地分配和减少贫富差异等政策，因为这些政策能够巩固国内市场。巴西抵御危机影响的最主要“盾牌”就是国内市场。许多过去不太买东西的民众如今有能力去买电视机等商品，这使得经济保持稳定。
第二个因素是，早在经济危机发生之前，巴西已经很好地促进贸易关系多边发展。中国、阿根廷等南美国家，甚至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对于巴西的出口都变得越来越重要。相对的，美国和欧盟的重要性在下降。当然我们的出口依然面向所有这些国家，但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比重在增加，已经达到53%至54%左右。而仅仅在八年前，这个比例是少数。巴西的出口增长很快，巴西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增长更快，这是我们应对危机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点是，我们的金融机制非常稳定。我们在数年前完成对金融体制的改革，我们有非常强大的国有银行。在银行业遭遇信用危机时，这些机构能够给小型银行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以及对工业、农业和消费者提供贷款。
广州日报：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哪些？
阿莫林：当然有。举例子来说，里约热内卢将在2016年举办奥运会，我们有很多地方需要向北京奥运会学习。这其中涉及的一个问题就是巴西的基础设施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特别是在能源、交通和港口等方面。
此外，在发展生物能源和减少贫困方面，巴西也面临很大的挑战。
广州日报：您如何评价中国经济发展状况？
阿莫林：中国的经济发展非常了不起。我肯定中国还将继续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而且很可能在数年之内会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的引擎。
记者手记
见识“世界最佳外长”
因智利总统到访，我们对阿莫林外长的专访时间在最后一分钟被推迟。这颇让记者惴惴不安，不知采访能否顺利……
记者如约抵达外交部后，正好碰上巴智两国总统举行新闻发布会。在一众官员中，记者远远地认出了阿莫林外长。一如此前从照片中得到的印象，这位年近七旬的巴西外长温和亲切，没有让人敬而远之的距离感。
记者特别询问巴外交部新闻官莉莉安，专访时间会否因外长公务繁忙而缩短。莉莉安的答复是：“完全不会，你可以与外长畅所欲谈。”
结果，这次“畅所欲谈”从原计划的一个小时延长至一个半小时。其间阿莫林外长认真地聆听记者的提问并予以作答，丝毫不觉疲倦，也没有应付的态度。在访谈中，“talk”,“discuss”和“meet”是阿莫林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这些词有着同一个意思——“沟通”。
“沟通”是阿莫林主导的巴西外交政策最核心的理念之一，也是他每天身体力行在做的事情。他与世界各国领导人沟通、与巴西普通民众沟通，与我们这些来自遥远中国的媒体记者沟通。他尽力去聆听更多人的声音，也尽力让更多人听到巴西政府的声音。
面对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所给予的“世界最佳外长”的美誉，阿莫林表现从容：“我不是一名政客，但我是一名职业外交家。”这句话说得很实在。是的，“世界最佳外长”可能只是一家之言，但阿莫林让记者感受到的坦诚、热忱、睿智和精明，确实是对“职业外交家”的最佳诠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