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回去吧。”昨晚7点,李继贤对送行的人群挥挥手,转身迈步,向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候机厅走去。
一连四天,陪伴这位98岁飞虎队老兵走完回乡之旅的记者,听老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想不到”。他想不到家乡的巨变,想不到乡亲们的热情,也想不到此次行程会如此顺利……而就在老人即将踏上归程返回台湾时,却收获了一个更大的“想不到”——战友之子登门,磕头认他为父。
最后一站 拜会故人之家
此前几天,忙于安排和跟访老人回乡的行程,记者对那位名叫陈庆延的南京老人所知不详,只听说他的父亲也是一位飞虎队老兵,名叫陈海泉,早在1943年就下落不明。所以昨天,当随同李老到陈家做客时,记者以为这只是故人之子一次礼节性的邀请和招待。
9点多,车已经停在了陈庆延位于栖霞区的家中,那是一个老式新村,等待在那里的,除了楼道入口处的欢迎横幅,还有一个坐着轮椅的老太太。
老太太叫杨璞,是陈海泉的遗孀,今年已87岁。“我妈妈身体不好,早就失去行动能力了,一直在安徽老家休养。”陈庆延在路上已告诉记者,1943年父亲失踪时,母亲怀着身孕,次年生下他后,老人就开始踏上寻找丈夫的漫漫长路。而陈庆延,则在老家由舅舅和姑妈们轮流带大。此后陈庆延随亲戚来到南京,读书生活成家立业,如今是一个印染厂的退休员工,而他的母亲杨璞,始终没有放弃寻找丈夫,直到自己不能动了,还让儿子继续打听,“活要见人,死,也要知道是怎么死的。”这是老太太经常对儿子说的一句话。
在陈庆延的描述中,老太太一直不太爱说话,自从腿坏死坐上轮椅之后更是经常数日不发一言。果然如是,那位眉眼间极见沧桑的老人,即便是看着曾与日思夜想的老伴并肩战斗过的李老越行越近,却仍抿着嘴不发一言。只是那瘦削的肩头,早已开始剧烈的颤抖,两行浊泪,顺着满是皱纹的眼眶,流落无声。
李老早知眼前这位是战友遗孀,自轮椅中人进入视线便再没转过目光,搀扶他的记者能感觉到老人的脚步有些急了,呼吸也显出了沉重。一步、两步、三步、一大步——两只苍老的手握在了一起,却都没有说话。李老在老太太的手背上轻拍几下,眉头紧蹙,双唇微颤,但只是点了点头,而后又摇了摇头;老太太抽出被李老握住的手,旋即又再握紧,嘴唇翕张却只字未出。
极其自然地,李老走到了杨老太太身后,扶住了轮椅,然后缓缓推了起来。两个此前素未谋面的老人,像一对深交半世的老友那般在不大的院子里踯躅而行。
向当年那个开P40的战友敬礼
跟随着两个沉默的老人,我们缓步上楼,走进了陈庆延的家。那是一个简陋的二居室小屋,虽已着意装点,却仍能在那一几一椅间看出主人生活的清贫。其中最能吸引来者目光的,是对门一面墙,满满当当挂着许多幅图片,飞机、军人、战场——像极了那个杭州墓园中的飞虎队史料展馆。
“这是我父亲,陈海泉。”陈庆延恭敬地将李老扶至墙边,指着上面一幅军人照片动情地说。然后专注地看着老人,希望能从这位长者的口中,听到关于父亲的只字片言。
史料记载,陈海泉和李继贤老人,当年都是飞虎队第五战斗大队的队友且入队时间相仿,曾一起训练、生活和战斗过。对这些,李老是有印象的,只是已不太深刻,“我知道他,有没有一起出过任务已经记不得了,但肯定是在一起训练过,当时开的是鲨鱼嘴P40。”
仅仅这几句简单的回忆,竟已让陈庆延和一旁目光始终盯着老伴当年英挺身姿的杨璞老太太,激动得老泪纵横。“我就跟母亲说,您一定记得父亲,您果然记得。”陈庆延擦掉泪水,对着父亲遗照深鞠一躬,“父亲,我带着李伯伯,您的老战友,来家里看您了。”然后是一阵夹杂在抽泣中的自语,已低不可闻。却见李继贤老人,也已对着同一个方向挺然而立,鞠躬,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