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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编如下:
我生长在贵州农村,在80年代的时候,我们这些农家孩子在街上看到谁开着老黄牛一般慢吞吞的拖拉机或骑着辆能翻山越岭的摩托车,就羡慕的不得了,那时的台湾,想象中就好像是天堂,那时的台湾人,个个都是比较有钱的那种。也许是台湾当时的经济体制是相当开放的。
我的一位远房公公就是在那个年代与他在大陆的两个亲儿子联系上,于是,这两位叔伯成了家族中的红人,凡是有亲属在台湾并且能准确以电报联络的,都会收到一笔天文数字的人民币。果然,我的两位叔伯连续收到几笔这样的钱。
远房公公终究难舍亲情,于一个假期,舍离妻子,带着一双儿女,在香港转机,几经周折,终于来到故地,与他老家的儿子们重逢。按惯例,他亲自给了儿子更大的一笔钱,家族中的每一户,也都给了礼金。然后叔伯杀猪办喜事,大家尽情吃喝。远房公公在台湾所生的孩子年纪尚幼,与一位年龄比较大的堂哥却合得来,离别前的晚宴上,这位堂哥哭泣哽咽,他们也难过的不吃不喝。
远房公公所带来的一件电子产品,是能当收音机和电视机使用的,我记得堂屋里围着许多人,可惜电视信号不好,不能看这小屏幕电视。
许多年后,大约是90年代吧,远房公公感到身体日渐衰竭,已吃不消,于是再次携带儿女来到故乡,用自己的相机,一边认真聆听家乡人所指点的似曾相识之景、之地,一边抓拍,也许,他想将这些景物复制在照片上,认真的体会,度过他最后的时光。
这一次,远房公公的儿子──我的这位小叔叔还闹了个笑话:贵州这儿的公路是丁字形街道,我的小叔叔在丁字形街道漫游,居然走错了方向,越走越远,许多人出来找他,就是找不着。远房公公慌了,暗哭:“莫是叫共产党给抓走了!”我当时听了觉得好笑。人们又继续找,终于把迷路的小叔叔找到。
现在,远房公公已殁,骨灰永远葬在台湾,由于工作家庭的拖累,小叔叔和姑姑再没亲来大陆。但他们会定期打电话,询问老家的情况,也许是想安慰远房公公的在天之灵吧。
若是远房公公还活着,现在应该看到他的故乡日新月异的变化:昔日的吊脚楼已大多换成砖楼,一个村子有几辆面包车,一乡有10多辆公交车,摩托车遍地走,电视、计算机、手机在乡村已经普及。
这应当归功于改革开放政策,还有我们农村人的吃苦耐劳坚苦创业的精神。我想,我们小时候对于台湾和台湾人的向往和羡慕,以及昔日梦想得以为现实,也成了一个世代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