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姚凯终于如愿以偿考入北京市某机关单位，尽管月薪只有4000元，不到他在外企打工时的一半，但30岁的姚凯却觉得是真正意义上的稳定下来了。
“没有保障，没有房子，没有户口”这是姚凯对他研究生毕业五年来的总结，从民营企业到日资企业，从月薪2000到月薪近万，尽管在许多人看来他的“成绩”还算优秀，但姚凯却一直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单身、买不起房，7*24小时工作，压力大，上升空间小，父母年纪渐大……但如今的生活让他很满意：工作轻松，生活稳定，福利高，还有申请限价商品房的资格。
2011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逾140万，继2009年以来连续三次超过百万，竞争最激烈的职位招录比例3000：1。近几年，“姚凯”式工作几年后考公务员的人数增长迅速。这不仅仅是年轻人热衷挤进“体制内”，从收入数字来看，更是中等收入阶层甘愿滑入低收入群体的怪象。
然而，中等收入阶层却面对着四项“硬支出”：交税、存钱养老、买房子和抵抗通胀。现实中，结构性上扬的通货膨胀、节节攀升的房价、沉重税负和并不乐观的保障体系，都在残酷地瓜分你的收入，拖着中等收入阶层远离富裕。
“基尼系数”决定了中等收入与富人阶层收入分配的巨大差异;“刘易斯拐点”注定了今天人口结构的变局中中等收入群体的尴尬地位，不向上，就下流化。
根据波士顿发布的《2010年中国财富报告》，在中国，百万美元资产家庭户数占所有中国家庭户数的0.2%左右，管理资产超过百万美元是国际通行的定义“高净值人群”的一项标准。
波士顿咨询副总裁邓俊豪表示，中国内地富有家庭的管理资产额年增长率连续超过15%，0.2%的家庭占有了70%的财富。
201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超过了0.5，代表分配着70%财富的人口比例在不断地收窄。而收入结构呈现“梨形”，高净值人群的财富规模快速增长，人口数量变化却不大，而中等收入阶层占社会总人口比重过低，仅为5.04%(2005年国家统计局数据)。中等收入向上，是“资产状况良好、幸福感较强的中产阶级”，向下，则是“日益为硬支出焦躁的社会底层”。
中等收入阶层的种种困惑，和“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十分相似。
跻身中等收入国家
2008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陷阱"阶段——历史证明这个阶段是中等收入国家能否完成产业升级步入高收入国家的敏感阶段。也就是说，一个经济体能否从慢车道切至快车道的决定时期。
“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最早由世界银行在2006年提出，意指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是不适用的，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的增长机制制约，人均国民总收入难以突破10000美元的上限，很容易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停滞徘徊期。经济学家汤敏将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总结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过度城市化、产业升级障碍、资本开放危险，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金融危机……
从人均GDP两千美元到一万美元似乎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有些国家走了20多年还没到。如果能像韩国的发展速度，2020年中国就可以进入人均GDP10,000美元的“高收入”阵营;但如果像东南亚、拉美国家那样没有处理好发展战略、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也可能最终陷入“5000美金怪圈”。
发达国家利用先发优势,通过引领技术进步和廉价利用全球资源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新兴工业化国家通过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也能实现目标。
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顺利实现向高收入国家的转变，所要面临的第一个巨大问题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国基尼系数已跨过0.4这个贫富差距警戒线，达到了0.47(2004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有些学者更是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55。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会导致内需不足，增长乏力。更会造成社会动荡、社会不公平等问题。”
中等收入与富裕阶层的差距越来越大，相对低收入阶层的优势却在不断消失。过去30年，中国在经济上所取得的成就是惊人的，它既归功于一系列政策上的变革，也归功于全球化和生产外包转移的大趋势，而这一过程中，中国的人口红利是保证这一趋势下劳动力优势的必要条件，但如今，这种优势似乎已接近尾声。
据联合国测算，预计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于2014年左右将进入实质性短缺状况，至2017年，劳工需求达到8.37亿人，供应8.19亿人，就业市场静短缺达到1760万人。另外，老年人口抚养比在2008年已经达到一个历史性的低点，未来将显著提升。瑞士信贷董事总经理、亚洲区首席经济分析师陶东就表示：“就业市场的逆转，意味着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黄金时代已经开始退色，从过往新兴国家的经历看，刘易斯拐点之后，低端工资无一例外地会出现一次持续的飞涨。”也就是说，未来几年中国的低收入人群与中等收入阶层的差距将越来越小，现实的情况不仅表现在普通农民工收入已经接近应届本科毕业生的收入，甚至还表现在部分技术工人的收入已经超越普通白领的收入。
中等收入离中产阶级有多远
中等收入国家下的中等收入阶层并不等同于中产阶级，因为中产越来越倾向于对一类人群综合生活状态的评价，比如你住的房子的房价，是否住在体面的楼盘，你的消费和生活方式，是否有定期的度假等等，而这些软硬实力的评价标准无法统一也不好界定，所以用收入水平这一单一标准来考量，既简单又符合现阶段的国情。
关于中等收入阶层收入标准的界定，来自2005年国家统计局城调队的一份抽样调查。测算的起点依据是世界银行公布的全球中等收入阶层的人均GDP起点(3470美元)和上限(8000美元)，要将这两个数据转换为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指标，牵涉到三重换算：人均GDP和人均收入之间的换算，美元和人民币之间的汇率换算，购买力评价标准换算。但对于购买力评价标准这个最重要的指标“在我国是保密的，不能公布”。
根据三重换算而来的收入参考标准，家庭年均收入下限6.5万元，上限是18万元左右，同时考虑到我国地区间居民家庭收入差距较大，最终被界定出来的标准是6万-50万。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在研究中产阶级特征的过程中，采用社科院2006年的抽样调查数据计算出当年的人均收入，并确定人均收入的2.5倍作为划分“高收入者”的收入标准，把平均收入线至平均收入线2.5倍之间的人群定义为“中等收入者”。按照这个标准，我们可以试着总结这一阶层的特点。
收入的来源的主体是工资薪金收入
拥有较高学历，从事以脑力劳动为主的职业，所从事的职业具有较高的市场回报
有能力支付中等水平的个人及家庭消费，在解决温饱的基础上，为满足家庭成员丰富的文化精神需求提供必须的物质条件。
国家面临“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的中等收入阶层同样危机四伏。无法改变收入分配的巨大差异，又躲不开成本不断的加大的住房、生活、教育、养老开支，更因为收入水平的原因得不到“保障性福利”的支持，富难穷亦难。
摆脱你的中等收入身份
2007年的《世界财富报告》告诉我们，全球百万富翁中有36%通过拥有企业或企业出售获得财富，22%源自工作的高收入，20%通过继承，11%通过投资，9%来自股票期权，2%通过其他渠道。
所以，我们中的大部分离开“中等收入”这条窄车道进入到“富有”快车道的途径明确而直接：像李彦宏那样办一家赚钱的企业、像任志强那样有一份高收入的工作、像汪小菲一样有个会赚钱的妈妈、向巴菲特一样会选公司、找到一个像马云那样的好老板……或者自己想办法。尽管大多数人认为创业的失败率是99%，但确实是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机会。
这里有另一个值得我们思考得现象：即使在市场低迷，回报甚微的情况下，富有投资者的投资收益也会高于市场平均水平，这一方面是由于富人的圈子利于他们了解相关信息，获得专业的技术和服务，此外，多渠道的财富来源和投资方式也是他们保持财富滚动的重要特点。尤其是那11%，它表明不只有巴菲特，还有很难多人有概率通过对资本市场的熟悉而致富。
2004到2005年全球出现了快速的经济衰退，石油价格大幅上涨，通胀压力和货币紧缩政策拖累经济上行，但即使在这样低迷的时期，富翁人数依旧增加了6.1%，总资产增加8.5%。
最后，是属于0.2%的建议：既然人均GDP3000美元困扰着经济和制度，那么选择一个人均GDP10，000美元的经济体工作和生活就意味着跳出了循环，就如另一车道。当然，这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方式，但我们看中的是你能给自己提供多少种解决方案。
面对危机和困惑，我们也许没必要武装到牙齿，但首先需要武装头脑，然后寻找机会。
“忐忑”的夹心层
张爱玲在《钱》一文中讲：“有些东西我觉得是应当为我所有的，因为我较别人更会享受它，因为它给我无比的喜悦。眠思梦想地计划着一件衣裳，临到买的时候还得再三的考虑着，那考虑的过程，于痛苦中也有着喜悦。钱太多，就用不着考虑了;完全没有钱，也用不着考虑了。”这种拘拘束束的苦乐便是中等收入的写照。
很多人经过一番打拼终于跻身中产，摆脱为稻粱谋之后，将面对一个美丽新世界(600628)，里面全是这般纠结拘束的苦乐。
膨胀的不仅是通货
也许以前你也曾为物价痛心疾首，但晋身中等收入后，你可能还是会抱怨为什么拿不到物价补贴?但最让你揪心的，不是4袋苹果价格直逼苹果4代，而是银行存款正飞速贬值。
从前你根本无此烦恼，存款没多少，贬值无压力。现在存款多了，如何让自己的财富跑过CPI才让人焦虑。2010年的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家庭(94.2%)都不同程度地参与投资理财。即便跑赢了CPI，也拉不下来笔直上升的支出。
《中国中产阶层调查》一书深度访谈对象G12以亲身经历作证：他学生时代喜欢在夜市上买衣服、鞋子，现在则非专卖店不去，并不只是质量问题。他坦言：“过去我们去的一些地方，现在都不去了。现在你去买东西，你就知道你应该去什么样的地方，谁也不会为了贪图便宜而去那些让人感觉不舒服的地方”。言外之意，什么样社会地位的人就该在什么样的地方消费，正如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里说：“人们从来不消费物的本身(使用价值)——人们总是把物(从广义的角度)用来当作能够突出你的符号，或让你加入视为理想的团体，或参考一个地位更高的团体来摆脱本团体。”
行为学决定了一个道理，因为膨胀的不只是通货，还有欲望。
当然，还有现实——陶冬在谈到所谓“刘易斯拐点”时认为：“从过往的新兴国家经历看，中国的劳动力供需状况将发生巨大的逆转，低端工资无一例外的会出现一次持续的飞涨，而基础工资上涨的常态化，会带来通货膨胀的结构性上扬，中烈度通胀可能持续存在。”
如今中国的通胀涵盖了两个方面：成本推进型通胀和输入型通胀。中国银河证券宏观经济学家左晓蕾女士表示，2010年CPI通胀抬头主要源于食品价格上涨。进入2011年，非食品价格上涨也显现出迅猛的态势，包括劳动力成本上升、居住类成本上升，以及前期货币高发导致的流动性过剩。为缓和通胀，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政策，包括上调利率、增加农民种粮补贴、提高最低工资水平、为低收入人群给予现金补助以及提供公租房等——显然，这些措施的直接作用与中等收入无缘。
事实上，中等收入在面对通胀时扮演了最大的“内心恐慌者”?这是由于他们既无法像高收入群体那样通过灵活调整或增加资产配置标的的类型、结构、比例来对冲掉一些通货膨胀的影响，也不能像低收入群体那样受到政策的“偏倚”。
除了房子，一无所有
我们最喜欢列一张家庭的收支表，能清楚的看到你赚的钱都去了哪里。
什么是最大的支出?什么又是最大的压力?答案似乎只有一个——房子。据统计，80%以上的中等收入家庭(已婚)拥有自己的房产，首付、按揭、持有成本，都以成为中等收入家庭的不能承受之重。
“买了房子，工资的一半交了房贷，新买的车也不能开了。原本还算轻松的生活，完全变了模样。”北京某风投公司项目经理对此表示苦恼。
社科院刘博士对记者说：“对于中等收入群体，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必须买房;收入限制决定了他们必须贷款买房”。在中等收入范围内，收入多比不上一个好的买房点。让中等收入家庭忧心的不仅仅是买房背上了沉重的负债，更可怕的是，在通胀的大背景下，他们很可能成为政府紧缩政策的牺牲品，步步紧逼的加息会让因房子而负债累累的中等收入家庭苦不堪言。
“谈不上富裕”的税赋
一位网友在微博中晒出自己2010年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表：2010年收入额：187774.00;已纳税额：20558.01;扣除税款和其他扣除项，实际收入：136979.01。从这份纳税申报表来看，作为一个年收入不到19万的中等收入者，所要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一项就占总收入的11%，个税和其他扣除项(如国家规定的各项社保费用)相加，大概要占到他总收入的27%。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个人所得税都被认为应该是“劫富济贫”的有力手段，但就目前我国的个人所得税体系来看，“劫富”的对象往往都集中在了谈不上富裕的中等收入阶层身上。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翟继刚认为，在我国个人所得税的60%都来自工资薪金所得，而我们所说的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来源也大多以工资薪金收入为主。
目前我国税法制定的免征额2000元，9个极距的个税结构，尽管大多数低收入群体并没有排除在缴税范围之外，但收入越高缴税额度占收入的比例越高的特点是显而易见的。扣除大约18%的社保和2000元的免征额，月收入6000元以上就需要承受15%的税率(应纳税所得额=6000-(6000×18%)-2000=2920)，缴税额度占税前收入的5%左右。还有容易被忽视的社保费用，18%的扣除并不包括公积金，其他各项理论上都属于返还性质的费用，最终享受返还时情况却复杂的多，结果必然是低收入缴纳少返还多，但中等收入缴纳多返还少。
两会期间个人所得税免征额提高的议案受到各方关注，免征额的提高更多的是为低收入者减负。中金公司的研究表明，基于个人所得税免征额从2,000元提高到3,000元的假设，月收入7,000元以下人群总体税负降低，7,000元以上人群受影响不大。
加拿大中产税负10%左右
如果说中等收入在税收上与低收入相比，压力显而易见的话，那么与富人阶层的比较就确实很难量化。表面上收入越高缴税越多的税率累进表，实际上却越到顶端越失效。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大多数富人的收入都不是或不仅仅是工资薪金收入。翟继刚也认为：“仅仅靠工资吃饭的人永远算不上是一个富人。”在他看来，富人的收入来源比较多元化，一些财产性或低税率的收入来源大大的稀释了富人缴税的比例。“从制度的角度来讲，中等收入阶层税负似乎并不是特别的重，但由于这一阶层的收入来源相对单一，所以他分散税负的机会就比较小”翟继刚总结道。
旅居国外多年、现任加拿大皇家银行风险管理部资深顾问陈思进感慨到：“在欧美国家，人的一生只有两件事无法逃脱，第一缴税，第二死亡。”他至少透露两方面信息，欧美国家税种多，税负重;税收覆盖人群广，但税收结构却相对合理。即使是在被称为“万税之国”的加拿大，低收入人群也是被排除在税收之外的，而且他们还有很多退税制度。
陈思进强调，许多欧美国家都实行以家庭或个人为单位的综合所得税制，如果一个家庭是靠一个人的收入来生活，在扣除所得税后还会根据家庭人口状况进行退税，美国家庭房贷的利息也会有相应的退税。
比如一个年收入5万加元的四口之家在加拿大已经是中产，两个孩子，妻子不工作，在征税时首先扣除7000-9000加元的免征额，然后根据家庭人口状况退税后，应纳税收入大约只有25000加元，实际所得税率只不过刚刚超过10%。
对欧美国家富人来说，真正有杀伤力的其实是财产税和遗产税，这些重税的严格执行可以说有效的做到了“劫富济贫”。高福利高税收的国家，特别是北欧，最高一级的税率甚至达到87%，穷人的日子并不惨，富人也没有富到哪里去，所以中产阶级即使失业，生活本身也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对他们而言，更多的是一种身份认同的缺失。而这些也许就是他们与中国的中等收入阶层最大的区别。
未富先老：中等收入阶层的未来
日前有媒体发表“任志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文章，帮任总的养老金账户做了一个计算。得出的结论是以企业职工退休的任志强养老金一部分和社会平均工资挂钩(2010年，北京市人均养老金合计每年2.5万元)，另一部分和个人缴费挂钩，其退休金跟700万的天价年薪相比，少到完全可以忽略。
任志强退休后应该不只靠养老金账户过日子，但绝大多数的中等收入人群，养老金还是退休后最重要的收入。中等收入家庭收入越高，缴纳的保险就越多，但一大现实情况是：目前的养老制度规定必须缴纳满15年才能开始享受养老保险，城市流动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无法确定到时是否能真正享受到全额养老金。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副教授李建新认为，即便这样，现在的养老情形还是乐观的，因为家与国都有相对充裕的“养老资源”可利用，真正的严峻形势是10年之后。
2020年以后，庞大的60年代出生人口开始步入退休之年，届时退休人口平均每年净增1000万以上并持续10余年(2022年至2033年);劳动力人口反而以平均每年600万(甚至更多)的速度持续递减。这种人口结构极其不平衡的叠加变化将会给我国不够强盛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相当不完善的养老金保障、医疗保障、养老服务等带来前所未有的全面冲击。有人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数据，算出到2025年城市养老金的缺口将达到6万亿元。
怎么算都不够的养老保险账户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教授告诉记者，当前我国养老金制度最大的问题就是碎片化。
从基本的大类上，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分为，“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农村养老保险”两大类，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又分为“企业养老保险”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制度”两种，所以，目前的养老保障模式共计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企业职工、农民工四种。这些模式费用来源不同、保障程度不一，彼此独立，缺乏衔接。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制度是目前覆盖人群最广的一类，由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企业缴费一般不超过职工工资总额的20%，个人缴费比例为8%，最终领取的养老金又需要与当地社会工资水平和生活水平挂钩。
你的养老账户有多少钱？
骆女士今年50岁，企业员工，一直在广东省工作。以8000元为缴费基数，个人每月缴养老保险640元(8000*8%)，如果按现在政策退休，以工龄20年计算，骆女士退休后可以领多少钱呢?答案是工资的25%。
去年年底广东省全省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是3600元，那么骆女士的基础养老金部分=3600×20%，即720元。而个人账户养老金=640×12(月)×20(年工龄)除以150(注：女性固定为150个月)，即1024元。因此，骆女士的退休工资只有1744元。只有25%的替代率(养老替代率=退休后月收入÷退休前的月收入，养老替代率越高，表明退休后可享有的生活品质越高)。据世行的标准70%还有很大距离。
如果一个30岁的人想要预测按现行的养老制度，20年后自己退休能拿多少养老金，那会发现这完全是徒劳的，因为很多数据(如“退休前一年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根本无法确定。
有多少钱才够养老？
中等收入阶层养老到底要准备多少钱?取决于你怎样定义生活。例如，渣打银行对中国177位精英人群的调查表明，平均需要挣得370万美元(约2400万元人民币)方可富足退休。
国际上常用的计算方法是：
所需养老金=退休后每月基本消费×估计退休后生活年数×12
退休后每月基本消费=现在每月消费×(1+每年物价上涨率)的N次方
N=退休年龄-现在年龄
举例说，如果A的年龄是25岁，30年后退休，估计退休后再生活25年。假设现在每月基本消费3000元，每年物价上涨率5%，年利率3%。退休后的每月基本消费为：3000×4.322=12966元，退休后再生活25年所需养老金总额为:12966×12×25=3889800元。(备注：4.322是根据30年来累计物价上涨率计算得出，即1.05的30次方。)
388.98万的养老金，你攒够了吗？
你只有五百分之一的机会过的更好
税收、房子、消费、养老正在一口一口吞掉我们貌似可观的收入——如上文所述，对中等收入家庭的影响来得更猛。显然不止这些，日本社会学者三浦展的观点残酷而直接，在对家里有就读小学二年级到六年级孩童的1443位日本母亲的调查中，他发现，成绩优秀的孩童是在下列条件下产生的：
父亲的收入较高;
母亲婚前收入较高;
父亲、母亲、祖父的学历较高;
以及与收入不直接相关的因素：
母亲喜欢做菜;
父亲周六、周日休息。(考虑到日本国情，女性婚后主要依赖丈夫工作并一心照顾家庭)
如果父亲赚得不够多，母亲还需要兼职补贴家用，孩子可能会因为成绩不佳无法获得更好的工作——这是跨越几代的阶层坠拖，除了社会对当代中等收入家庭施压，下一代极有可能以另一种方式“遗传”了生活的压力而跌入三浦展描述的“下流化的社会”中。挤入0.2%的高净值家庭的几率只有五百分之一，但跌入“下流”阶层的概率高达79.8%，这是概率论的入门课，我们能做点什么?
很遗憾，我们的确没有一家AMERICA MOVIL (墨西哥美洲电信公司)，它去年吐出了205亿美元的财富——能让我们像今年福布斯第一名富豪卡洛斯-斯利姆-赫鲁(Carlos Slim Helu)那样从容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和事业，或者，每天花10个小时钻研巴哈伊教。如果我们不能像赫鲁这样以62%的速度享受财富增长，20%也行不是?
金老师跟我们一样，没有一家墨西哥电信、也没有一个首富爸爸，走在人群里不太起眼，但她的资产的确以超过20%的速度增长。拿着一年不超过10万的年薪，给外国研究生讲讲中文和历史，在大学任教的金老师跟她一个办公室的同事们比起来，早就过了靠工资过活的状态，“我现在有点像提前退休”，金老师很满意现在仅仅是为了兴趣工作的状态，“我投资，各种投资，收益率早就超过工资，一点也不累，还很有成就感。”虽然金老师给自己订的投资年回报率是25%，但事实上，她的资产在过去6年翻了三倍。这位已过了而立之年的普通老师正在被各家私人银行客户经理追逐，“我比他们更在行”，刚从印度旅行回国的金老师坚持她身体力行的投资实践比那些银行里二十多岁的女孩子更精到，她说：“她们每天在推荐理财产品，但其实自己都不知道投资的含义，钱动起来是很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