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的贬值预期，短期内虽可使出口商品取得相对的价格优势，但是在“两头在外”(市场和原料)的贸易结构之下，这种相对的价格优势，极容易经由原材料价格的相对上涨(货币贬值导致进口成本相对上升)形成冲销。

　　虽然人民币自2005年7月汇改以来已累计升值28%，但是，在美国经济复苏、以及我国经济持续下行之下，这种单向升值趋势不仅不再持续，而且已经明确进入拐点期——7月20日，在即期市场上，人民币兑美元的最低价为6.3743，较当日中间价6.3112相差631个基点，出现人民币汇改以来的首次跌停(1%)。

　　实际上，回顾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走势，除欧债危机导致人民币兑欧元、英镑相对升值外，人民币兑美元和日元等全球主要货币的走势，均呈大幅震荡态势。而在我国今年一季度经济数据出台前后，因全球资本对我国经济的风险归避，人民币可能已经进入贬值通道——以美元为例，5月2日兑人民币的中间价为6.2670，而7月23日的中间价为6.3270，人民币兑美元贬值近1%；再以日元为例，7月23日的中间价较3月21日贬值幅度高达6.8%。

　　人民币进入贬值预期，令部分乐观者认为“利大于弊”，其最主要理由为：人民币进入贬值预期，有利于我国出口商品更具价格优势，从而进一步加大我国的贸易出口量。

　　上述古典经济学“货币贬值→刺激出口”的范式，形式上固然是成立的——今年第二季度，我国外贸出口同比增长10.5%，高出一季度近3个百分点，二季度出口顺差为682.6，更是高出一季度(6.6亿美元)百倍，6月份贸易顺差甚至创下近三年半的新高。

　　但是，由人民币贬值预期所助推的短期出口优势，不仅根本无法持续，更可能由此加大我国“调结构”的难度。

　　这是因为，我国第二季度出口增速、出口顺差的大幅递增，并非完全因人民币相对贬值所导致，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国要素资源的配置侧重于行政主导，在行政主导之下人为压低相关要素成本，从而大幅强化我国出口商品的“价格”优势。

　　另一方面，人民币的贬值预期，短期内虽可使出口商品取得相对的价格优势，但是在“两头在外”(市场和原料)的贸易结构之下，这种相对的价格优势，因我国对全球大宗商品缺乏价格话语权，极容易经由原材料价格的相对上涨(货币贬值导致进口成本相对上升)形成冲销。

　　此外，在美国经济相对复苏、欧盟经济仍然动荡不定之下，发达经济体的贸易保护主义可能持续加剧，从而导致外部经济环境难以对我国出口形成持续支撑，这从今年上半年我国对欧盟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出口增速近乎停滞即可窥之一斑。

　　事实上，在当下人民币贬值预期形成之下，短期内出口量和出口顺差的大幅“双增”，我们不仅不可以对此沉醉，更不能因此而放松“调结构”的既定目标。

　　而如果从更宏观的层面分析，在国际资本对我国经济走势的风险敞口加大之下，人民币贬值预期的形成，已真实说明我国经济进入一个亟须转型的阶段——在这种窘境之下，我们不仅不能沉醉于短期出口大幅增加的快感之中，反而应加快我国经济“调结构”的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