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进程中，金融调控如何在抑制通胀、稳定物价、促进就业中找到最佳平衡点，业界对此争论不休。

　　近日，央行发布了《2013年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以下称《报告》），披露了相关数据，并称下阶段将贯彻宏观稳住、微观放活和稳中求进、稳中有为、稳中提质的要求，坚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在我国经济换挡至“中速增长”，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任务显著加大的新时期，金融体系和金融调控如何满足转型升级的要求，就成为各界需要厘清的迫切现实问题。

　　为什么央行降息“合理” 但“不合适”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7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增长2.7%，涨幅与6月份持平；与此同时，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下降2.3%，尽管比上月2.7%的下降幅度有所收窄，但已是连续第17个月为负。PPI降幅的连续收窄表明随着稳健货币政策的推进，工业生产环境开始回暖，经济增长缓中趋稳。

　　在7月份CPI构成中，城市上涨2.6%，农村上涨2.9%；食品价格上涨5.0%，非食品价格上涨1.6%；消费品价格上涨2.7%，服务价格上涨2.7%。1-7月，CPI同比上涨2.4%。此前市场机构普遍预计，7月份CPI将小幅回升至2.8%。

　　“目前来看，猪肉等食品价格有较明显的上升趋势。现在CPI处于大周期的底部，未来震荡攀升是大概率事件，所以未来通胀虽不至于很高，但却是以上升为主。”首创期货资深分析师于海霞对《证券日报》记者说，“中国当前的问题不是流动性不足，而是资金很多，但这些资金的很大部分没有进入实体经济。所以，从现在的情况看，没必要放松货币政策，因为存量资金足够使用。”

　　由于CPI升幅连续低于年初定下的3.5%的上限，有学者建议央行可以下调利率以提振正在放缓的经济增长。

　　“不能否认减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果经济下行过快，央行可以考虑减息，让银行部门‘反哺’企业部门，毕竟目前企业的实际贷款利率处于历史高位，投入资本回报率较差，企业部门债务被动上升的趋势明显。”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刘煜辉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但从投放时间窗口来看，目前受去杠杆导向的约束，央行短期内下调利率的概率比较小。”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俞樵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物价呈现出一定的结构性特征，即农产品价格上涨和工业制成品价格上涨幅度的下降。“受到今年全国大面积高温干旱的影响，粮食价格攀升；同时在全球产能过剩、需求不振的情况下，工业制成品价格上涨幅度有所下降，这就造成了物价变化的结构性特点。”

　　中国CPI 绕不开的“房价之困”

　　俞樵指出，中国CPI指标有一定误差，CPI统计的是居民消费价格，但是和百姓关系密切的房价并没有列入其中；而中国“居者有其屋”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百姓买第一套住房属于周期较长的消费行为,所以CPI不能完全反映居民消费状况。相对于食品价格对低收入人群的影响，房价的上涨让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承压更重。“毕竟食品价格上涨5%和房价上涨5%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

　　俞樵认为，目前中国经济主要有三个趋势预期：第一，经济放缓的压力进一步增大，央行将持续向市场注入流动性；第二，继续实施稳健货币政策，并通过国有企业转型升级、地方政府发行债务等主要手段来稳定经济增长；第三，严格控制以投资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方式，控制经济总量并容忍一定程度的经济减速。“从实际情况来看，扩张型货币政策和收缩型货币政策都不可取，最有可能是保持稳健不变。”

　　影子银行强劲 倒逼价格工具地位上升

　　从目前情况来看，中国经济放缓趋势有所减弱。根据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中国7月份出口同比增长5.1%，相比6月份3.1%的同比下降有强劲反弹，进口同比增长10.9%，远高于6月份0.7%的同比下降。进出口双双反弹，进口增长尤其强劲，充分显示了提振内需空间的广阔。

　　申银万国首席宏观分析师李慧勇认为，目前宏观政策总体上保持稳定，主要通过结构型工具进行针对性调控。由于影子银行体系在近五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货币政策调节市场的流动性，必须在控制信贷规模、调节基础货币之外，更多地运用价格工具。

　　专家表示，从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来看，由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数量型货币工具具有“大水漫灌”特征，对于多样化融资渠道调控的精准程度略显不足，而利率等价格手段可以直接作用到任何一种融资工具上，因此重要性越发凸显。

　　从西方货币政策演变的过程来看，随着融资渠道的多元化，单纯施加数量型工具的效果显得越来越不尽人意，金融调控需要更多地转到价格型工具上来。

　　“价格工具是市场化的工具，但政府经济部门对于价格的敏感性较低，所以价格工具主动调控的能力较差。” 刘煜辉告诉《证券日报》记者，“目前货币政策短期内仍将以数量型工具为主，价格型工具为辅。在贷款方向上进行约束，保证资金向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倾斜，并进行结构性调控。”

　　而华夏银行副行长黄金老日前在《存贷比上限监管的改进》一文中表示，中国的货币数量控制手段必须尽早让位于价格手段。贷款限额、窗口指导、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存贷比等数量型工具是中国货币政策的最主要工具。这些工具控制的都是“信贷”数量，而非“货币”数量。“信贷”数量与“货币”数量之间的关系正日益弱化。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在未来不长的时间内，中国只应该存在利率这一种主导性的货币控制手段。

　　大多数业内人士认为，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工具应当双管齐下，以推动中国经济实现既定目标。（乔誌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