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彭森日前走进西城月坛街道,跟家庭主妇们面对面畅聊柴米油盐等物价上涨的热点话题。彭森告诉家庭主妇们,百姓的生活,时刻牵动中南海。国务院就曾先后下发170余道文件给国家发改委价格司,直指物价上涨问题。(7月31日《京华时报》)

　　尽管不清楚国务院在多长时间内下发了170余道文件,但调控物价的态度、决心已经充分体现出来了,这说明国务院不仅密切市场价格行情,而且时时刻刻在关注和体恤民情。可见,最高决策层深知,CPI高企直接关系到民生负担。温家宝总理也曾说过,2011年的首要任务是控制物价。

　　早从去年开始,稳定物价就成为政府主要工作任务,国务院不仅出台了“国16条”等政策来稳物价保民生,而且还派出国务院物价检查组下基层检查物价。正因为调控物价的“令箭”频发,物价走势才处于可控局面,价格快速上涨的势头才被遏制,CPI数据才没有疯涨,今年下半年物价形势才有望乐观。

　　显然,每个人对这170余道文件都有各自理解。比如,会有人认为与其发这么多文件调控物价,不如加快加息的步伐改变负利率状态,或者少印钞票、多收缩流动性,因为物价问题实质是货币问题。再如,还会有人认为,与其行政之手调控物价,不如打破垄断,让市场之手发挥作用,为民间资本寻找出口来规避热钱炒高物价。这样的理解都有道理。

　　在我看来,用170道“令箭”来调控物价,折射出物价调控的复杂性、艰巨性,还有高层监管者某些忧虑。其一,对物价持续上涨、民生负担加重深为忧虑。众所周知,去年十大热词就有一个词叫“涨时代”,温总理在回答一位网友关于物价的提问时就说过“你的一番话刺痛了我的心。”由此可见,不仅民众对物价焦虑,国务院更为焦虑。

　　其二,对某些政策的调控效果不理想感到焦虑。先后下发170余道文件,一方面说明决策层是根据物价变化在灵活调控；另一方面或许表明,之前出台的某些政策调控效果不太理想,所以不断出台政策进行调控。政策也是鞭策,某些政策调控效果不理想也与主管部门、地方政府政策执行不力有关。

　　其三,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让决策层比较忧虑,所以频出政策应对。众所周知,去年和今年是全球性通货膨胀,中国CPI高企就有输入性因素,这就增加了控制物价的难度。再看国内,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上涨,再加上宏观经济增长存在两难或多难局面,无疑,出台170余道文件就是为了应对复杂形势。

　　我以为,这170道文件既说明物价形势相当复杂,仅靠一纸政策调控很难达到调控效果,也说明我们的最高决策层心系物价、心系民生。据悉,为抑制猪肉价格,国家还曾连夜签订购进合同,将平价肉投放市场；方便面利润本已较高还要涨价,政府立即出面制止；某日化用品企业号召全行业涨价,同样被制止,并领到百万元罚单。价格主管部门积极干预企业涨价的背后,很显然都有国务院文件在督促、鞭策。

　　不过我们要看到,尽管行政调控频频出手,但有不少企业在行政调控之后依然在变相涨价。例如,方便面、日化用品涨价在当时被制止了,但没过多久就悄悄涨价了,而且涨幅还不小。可见,行政调控某些物价的有效时间很短暂,这也让行政约谈、打招呼式的物价干预方式显得很尴尬。

　　显而易见,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行政之手调控物价的空间有限,商品价格主要还是市场说了算。因此,调控物价最理想的办法,一是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多运用法律手段,如提高价格法律法规的惩罚力度,落实反垄断法；二是多利用市场之手平抑物价——行政之手也可以调控物价,但效果有限不宜多用,即使要用,也是税收减免、信贷支持、财政补贴——行政约谈、打招呼等方式还是尽量少用——不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