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专家：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 刘 佐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教授、院长 乔新生　

　　采访人：本报记者 吴 燕

　　7月27日，修改后的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发布。9月1日起，起征点将提高，届时会有6000万人不再缴纳工薪所得的个人所得税，也将没有个税证明，在购房、买车、办理居住证等方面可能受影响。这些人很多属于中低收入的城市外来人口。

　　中低收入者间接税费负担，通常超过直接税费负担

　　问：如今，很多城市把购房、买车、办居住证和个税证明挂钩，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乔新生：现在世界各国的税收制度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生产型的税收制度，另一类则是消费型的税收制度。我国的税收制度是典型的生产型税收制度，因而在消费环节消费者没有纳税证明。在税收制度不变的情况下，把纳税证明与个人消费联系起来，似乎有些强人所难。现在一些城市出台的调控措施，没有考虑到我国税收制度的基本特征，因而在实施的过程中可能会给中低收入者带来非常大的麻烦。

　　现在一些地方政府制定政策时出现了实用主义的趋势。我比较担心个税证明和当年的户籍管理制度一样，被附加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一些外来务工人员，由于缺乏个税证明，而无法享受城市的公共资源。

　　刘佐：目前，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实行分项征收，规定的征税项目除了工资、薪金所得以外，还有10个项目，即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业、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和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国务院财政部门确定征税的其他所得。个人除了直接缴纳个人所得税以外，通常还要负担很多间接的税费，如在商店购物时支付的商品价款中包含的增值税、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在租房时支付的房租中包含的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和教育费附加。

　　从形式上看，这些税费是由卖方而不是由买方直接向税务机关缴纳的，但是在实行价内税的情况下，这些税费通常是由卖方通过提高价格的方式转嫁给买方负担的。对于中低收入者来说，其间接税费负担通常会大大超过其直接税费负担。因为这部分人的收入比较低，用于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项目的开支占其收入的比重很大。而在我国现有的税务制度中，间接税是难以统计的，如果仅将个税视为个人的纳税行为，对中低收入者是不利的。

　　个税之外，很多税费凭证都应被承认

　　问：对于外来务工人员，用个税来衡量他们对城市发展的贡献是否合适？除了个税还有什么可以作为衡量标准？

　　乔新生：不能因为他们没有个税证明而否定他们为城市发展作出的贡献。只要是一个城市的劳动者，就是在为城市的发展作出贡献。如果只看个税证明，会出现新的歧视，会否定普通劳动者的价值。

　　刘佐：个人除了缴纳个人所得税以外，还可能需要缴纳其他税收。例如：购买轿车的人不仅需要在购车时缴纳车辆购置税，而且需要在购车以后每年缴纳车船税；购买房屋的人需要缴纳契税和印花税；出售房屋的人需要缴纳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印花税和土地增值税；出租房屋的人需要缴纳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房产税；出售股票的人需要缴纳印花税；从事生产、经营的个人则需要根据其生产、经营的具体情况缴纳多种税收。除了上述税收以外，个人还可能需要向政府缴纳一些具有税收性质的收费，如从工资中扣缴的社会保险费（包括基本养老保险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随营业税附征的教育费附加等，并取得相应的缴费凭证。从法理上说，个人依法缴纳上述税费以后取得的凭证都应当得到政府的承认。

　　寻求最大公约数，公共资源应统筹分配

　　问：在城镇化进程当中，如何更合理地分配公共资源，协调城市各个人群的需求？

　　乔新生：城市管理的改革需要统筹兼顾。部分城市出台外来务工人员享受城市公共福利的政策时，会有部分本地居民不理解；一些地方政府在制定有关社会管理政策的时候，不自觉地向本地户籍居民倾斜，使外来务工人员的利益受到损害。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尽可能地做好解释工作，让本地居民意识到，资源的配置具有多种属性，外来务工人员也是城市的建设者，他们有权享有城市公共资源；同时，还应当完善决策形成机制，让不同群体的人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并且在科学解释的基础上，制定有关城市管理的政策。既考虑到本地居民的贡献，同时要考虑到外来居民的贡献，充分保障外来居民的合法利益，特别是享受公共产品的权利。同时，政府应当千方百计地寻求最大公约数，千方百计地保护弱势群体，决不能在政策调整的过程中损害他们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