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份银行间短期拆借利率突然畸高事件之后，“影子银行”问题成为外媒持续报道的焦点。不少外媒担忧我国“影子银行”庞大的规模、资金用途和流向不明以及缺乏监管的状况会使其“成为新一轮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同时，也有观点认为，“影子银行”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固定利率的挑战”，其出现与规模迅速扩大“是金融领域市场化的体现”，政府应分析其生存根基并调整思路应对。
7月5日，《日本经济新闻》刊登题为《“影子银行”动摇中国经济》的文章，文章说，中国的“影子银行”急剧扩张，引起世界高度警惕“影子银行”存在动摇中国经济的危险性。
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3月底理财产品余额达8.2万亿元人民币。业内人士指出，加上企业间借贷等在内“影子银行”的规模或达36万亿元人民币“影子银行”体量之大在统计数据中也有体现。包括债券和企业间借贷等在内的社会融资总量今年第一季度同比增长58%，远超11%的银行贷款增速。
问题在于，对“影子银行”的监管存在法律空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去年10月指出，中国金融系统的稳定性面临考验。“影子银行”的信贷关系错综复杂，而且不透明，加剧了外界对中国风险的担忧。
日本的金融监管部门也对中国迅速扩张的“影子银行”绷紧神经。日方担心，如果中国一下子收紧流动性，导致经济减速，日本经济可能被殃及。
饱受诟病的“影子银行”恰恰蕴含着改革的本质。人们对“影子银行”趋之若鹜，原因在于利率高。中国应分阶段实现利率市场化，从根本上改变金融系统现状。如果利率市场化取得进展，金融机构就将根据资金成本调整放贷结构，停止对企业设备投资、无序开发等可能成为呆环账的项目放贷，转而努力寻找朝阳产业，并为其提供资金，这样，产业结构将自然而然地发生转换。
日本《东洋经济》周刊6月29日一期刊登神户大学副教授尾谷怀的文章，题为《“影子银行”恐成中国金融危机震源》，文章认为，中国经济呈现明显的减速势头，同时“泡沫崩溃“信用危机”等各种观点也应运而生。在这一过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版“影子银行”的存在。
欧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形成了以投资银行为核心的非常高效的金融中介机构。这些银行在美联储限制无法触及的地方急剧增大了金融杠杆和流动性风险。这就是数年前爆发次贷危机和雷曼冲击波的原因。
有人提出“影子银行”的急剧增加是一种危险信号。急剧扩大的“影子银行”有可能成为中国式金融危机的触发器。
不过，中国的“影子银行”与欧美类似银行有着本质的不同。欧美“影子银行”的特征是投资银行通过提供商业票据从市场大量借入短期资金，然后通过债务担保证券等方式提高杠杆率，它是一种高风险的操作手法。但中国的“影子银行”并不从事如此高端的金融商品交易。
日本综合研究所主任研究员李立荣将中国“影子银行”的主要形态分成两大类：一是被称为“理财产品”的商业银行非平衡交易，二是被称为“民间金融”的非正规金融业者提供的短期贷款，其中也包括一些“地下钱庄”。
在“影子银行”中占比较高的是商业银行非平衡交易。这些银行不像欧美投资银行那样动用衍生品交易，而是采用非常简单的资金操作方式。有不少专家对这种做法持肯定态度。他们认为，在禁止商业银行涉足证券业务的条件下，理财产品能够对银行业起到补充作用，为证券业务发挥中介作用。但也不可否认，由于不像商业银行那样受到严格的限制和监督，理财产品在金融系统方面存在一定的风险。
令人担忧的是，地方政府借助融资平台筹集资金，并且规模越来越大。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和资产价格的下跌，人们担心这些资金有可能化为不良债权。中央政府担心地方政府债务的扩大，因此限制银行向其设立的融资平台提供贷款。结果，很多地方政府转而向不受当局限制的“影子银行”寻求资金。在存款保险制度尚不健全的情况下，通过“影子银行”筹集资金规模的扩大，无疑会给中国经济带来潜在风险。
不过，“影子银行”的增加可以视为一种过渡时期的现象。中国的金融系统正在摆脱大型商业银行垄断的局面，向着基于自由竞争的多元化银行系统过渡。从这一点来说，我们不应把“影子银行”简单看成罪魁祸首，而应冷静地对其功过作出客观的评价。
7月8日，俄罗斯《金钱》周刊以《中国泡沫的针灸疗法》为题发表文章说，理财产品在中国是除存款外最普遍的选择。惠誉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估计，中国理财产品的规模为13万亿元人民币，占该国总存款的16%。关于它们对经济的危险性可以有不同评价。然而，说它是金融金字塔未免夸大其词。中国“影子金融体系”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市场力量对受调控国有银行的反抗，后者按照上层指示实行低存款利率。理财产品利率高于存款，但高得不多。
另一方面“影子投资”的确存在风险。投资者得不到任何收回资金的保证。而债务违约的例子已经出现：2012年12月华夏银行就爆出相关丑闻，其上海分行遭到损失数千万美元的理财客户的围攻。
中国可能迟早还是要出手拯救整个“影子金融系统”，特别是在房地产价格一旦下跌的情况下，因为许多理财产品都或多或少依赖于房价(由于向开发商贷款)，而这里的投机现象非常严重。
经济学家肯尼思·罗格夫和卡门·莱因哈特指出，贷款激增的国家往往以严重经济危机结束这条路。任何贷款繁荣(无论通过官方渠道还是影子渠道)都是危险的：经济不能吸收并有效利用过多的新增贷款流动性，开始出现生产过剩，房地产泡沫越来越大，钱被低效利用或陆续偷光，接着不得不清理坏账。
监管者或许正是出于这种担忧，着手将国家金融体系危机推向可控轨道。6月事件的直接影响尚未彻底显现。6月底到期的1.5万亿元理财产品的偿还情况还未完全知晓。危机对中小私人银行的打击最重：它们23%的融资来自银行间市场，而大型国有银行只有9%。破产尚未出现，但一些银行已经被迫以更高利率的新理财严品吸引客户。
此次银行间市场危机可以说是中国当局新政的先兆：降低贷款增长，严加约束“影子银行”体系。信贷萧条势必带来投资下滑和经济冷却。但考虑到中国投资水平空前之高，许多部门生产过剩的情况也非常严重，而年贷款增速与名义G D P增长之间差异巨大，这一任务正当其时。
中国政府的任务艰巨，而且不论成功与否，G D P增速减缓都在所难免。如成功，增长可能快速回落。若失败，同业拆借危机可能拉开以亚洲为震中的新一轮全球危机的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