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违约可能带来的经济上的成本还仅仅是最基本层面的，人们更害怕的是希腊事件引发市场对欧元货币乃至整个欧盟体制的不信任，即“欧盟成员国身份并非永久有效”。

　　尽管一再传出有关欧盟考虑允许希腊退出的传言，也不时有欧盟官员表态称希腊退出风险可控，然而，当希腊退出真的不再那么遥不可及的时候，留住希腊的声音也变得越来越清晰。在本月19日刚刚结束的八国峰会上，与会各国领导人合力发声，敦促希腊及相关各方采取一切可能措施确保欧元区的完整存续，提出在解决欧债危机的过程中平衡考虑财政纪律与经济增长。

　　瑞银特约首席经济学家汪涛本月21日在与本报记者连线时称，希腊困局背后折射出的是欧元区当前面临着的重大抉择。眼下，欧元区“向前走”继续一体化所需要的政治变革几乎无法想象，而“向后走”不再坚持一体化则会导致欧元区分裂，而且很可能让欧元区金融和经济体系陷入混乱。“(希腊)退出欧元区光是静态成本就令人瞠目，而银行挤兑之类的动态成本更是无法想象。”她表示。“对于欧元区各国而言，问题已经不再局限于问题国家的财政层面和流动性层面，债权国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可能也要做出相应让步，分担必要责任。”瑞银欧洲宏观研究团队认为，考虑到希腊退出可能带来的非理性风险，当前希腊问题最有可能的解决出路是“三驾马车”与希腊各让一步，即允许希腊留在欧元区，但后者需进一步重组债务。

　　“留住希腊”呼声高涨

　　伴 随希腊退出风险的不断升级，进入本月以来，欧元对美元汇率累计跌幅已达3.5%，全球股市亦已蒸发近4万亿美元市值。投资者用实际行动告诉政治家们，尽管欧洲官员一再表明希腊退出影响有限，但没有人真正知道希腊退出的后果，也没有人知道一旦希腊退出，像西班牙、意大利这样“太大以至于不能不救”的欧元区大国以及欧元区银行体系会在多短的时间内受到影响。

　　欧洲改革中心首席经济学家西蒙·蒂尔福德表示，认为希腊退出是一次欧元区内部的“门户清理”而不会导致系统性风险蔓延的人其实是在掩耳盗铃。“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问题国家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一些国家出现资本外逃，而有16家银行遭穆迪降级的西班牙银行体系则面临着危机全面爆发的风险。”他说。位于布鲁塞尔的经济政策研究智库布勒哲尔国际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家尼古拉斯·维伦亦表示，希腊退出应全力避免，因为这不仅仅对于希腊自身，对于整个欧元区乃至世界经济都具有极大“破坏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眼下欧元区正在经历的是一场道德与经济理念之间的典型碰撞。”他说。“这就好比你的邻居一再在自家院子里点火，显然这令人气愤不已。但是如果你知道他的大火会烧到你家的房顶，那么你仍然要压住怒气去帮他灭火。”

　　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欧盟专家丹尼拉·施瓦泽尔则认为，希腊违约可能带来的经济上的成本还仅仅是最基本层面的，人们更害怕的是希腊事件引发市场对欧元货币乃至整个欧盟体制的不信任，即“欧盟成员国身份并非永久有效”。“一旦打破这一禁令，人们将看到严重的风险传染效应，这包括债市收益率呈现不可持续的上扬，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出现更多银行挤兑以及除希腊以外更多地区的社会和政治动荡。

　　希腊退出成本高昂

　　无论是来自八国峰会的领导人呼声，还是来自学者的警醒之言，其背后都是希腊退出可能带来的不可接受的高昂成本。

　　汪涛认为，希腊退出欧元区将直接导致货币大幅贬值，其主权债务将不得不违约。从历史经验看，希腊的新货币至少要贬值50%。由于希腊的公共部门债务按欧元计价，这意味着即使不考虑退出对GDP造成的冲击，希腊的债务负担也会翻倍，而债务重组规模扩大，外国债权人蒙受的损失将会倍增。因此，瑞银估算原先1/3的债务削减现在需要扩大到2/3，成本则由606亿欧元增加到1213亿欧元；原先1/2的债务削减现在需要扩大到3/4，成本由910亿欧元增加到1364亿欧元。

　　相比于债务重组带来的成本，更大的风险来自于银行挤兑。一旦希腊真的退出且新货币贬值50%以上时，欧元区其他国家的储户很明显将会担心他们的存款，届时极有可能爆发银行挤兑。事实上，希腊银行目前已出现存款流失现象，希腊央行行长已经向总统提示风险。“在欧元区整体存款担保制度缺失的情况下，挤兑传导到其他国家(如葡萄牙、爱尔兰、西班牙甚至意大利)的情况随时有可能发生。”汪涛表示。“事实上，即便欧元区整体存款担保制度被迅速建立起来，这恐怕也无济于事，因为退出欧元区的国家最需要保护，但该制度只能保护欧元区成员国。”瑞银认为，虽然银行可以向欧洲央行求援，补充所流失的资金而存活下来，但整个经济体系的信贷供给还是不可避免地会遭受致命打击。

　　债务重组或为理性选择

　　自本月初希腊大选后得票最多的三个政党组阁尝试均告失败以后，目前得票第二的希腊激进左翼联盟极有可能在预定于下月17日举行的大选中晋升为第一大党，进而组成由其主导的反对援助方案及财政紧缩的左翼政党联合政府。该党派的主要主张“第三条路”(即希腊可以在拒绝接受救援方案和继续紧缩的情况下留在欧元区)是助其赢得民心的主要利器。不过汪涛认为，“第三条路”的可行性值得质疑。

　　对于债权国而言，如果大幅放宽财政紧缩条款或撤回对希腊的要求，则需要欧洲发放更大规模的贷款来填补希腊的预算赤字，甚至大规模的转移支付，而债权国并无任何意愿向希腊提供更多资金；对于希腊而言，虽然这些措施能减轻希腊受到的冲击，从而能在政治层面上让希腊留在欧元区以及欧盟，但这些措施本身仍然无法阻止希腊人的生活条件变差，因为他们目前的生活水平仍没有可持续性。而且这种情况下欧元区实际上将成为希腊的监护人，希腊将丧失相当程度的主权，而这不是希腊愿意看到的。

　　“在这种背景下，希腊和‘三驾马车’各让一步似乎是最有可能的理性结局。”汪涛说。“即希腊留在欧元区，但需进一步重组债务。”对于“三驾马车”而言，在条款执行期限上做一些让步似乎还有商量的余地；对于希腊而言，未来左翼政党上台后，可以选择改变选举时的激进立场，采取更务实的态度处理财政紧缩和与“三驾马车”的关系。那么，进一步债务重组的成本有多大？瑞银欧洲宏观团队认为，欧洲对希腊债务的总头寸为1819亿欧元(双边贷款529亿欧元，欧洲央行SMP550亿欧元，EFSF拨款740亿欧元)，占希腊全部债务的66%(除此以外IMF占了8%的头寸，私人部门持有剩下的26%)。因此任何进一步的债务重组都意味着这部分公共部门头寸难以幸免。瑞银估算1/3的债务削减意味着606亿欧元的成本，1/2的债务削减意味着910亿欧元的成本，分别占欧元区GDP的0.5%和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