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美国联邦债务上限的争论引发了如下问题：我们看到的是政客们在作秀，还是他们在认真解决一个重大而复杂的问题？答案是两者兼而有之。

　　政客们显然在作秀。美国总统巴拉克 奥巴马(Barack Obama)呼吁对未来十年内削减4万亿美元赤字的方案做出重大妥协，这掩盖了如下事实：在今年2月份提出最初的预算方案时，奥巴马没有理睬自己的赤字委员会的建议。他在今年4月预算演讲中提出的“计划”也缺乏细节。美国国会中的许多共和党议员已经不考虑每削减3美元财政支出便提高1美元税收收入的提议。与此同时，国会中的民主党议员抨击了保罗 瑞恩(Paul Ryan)的财政计划，但他们却未能提出自己的严肃构想。

　　但是这些政治家演员们也在尽力解决美国预算规则本身无法解决的复杂问题。美国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将在十年内突破90%——由于在社保、老年医保(Medicare)、低收入医保(Medicaid)上的应享权益支出增加，该比率将大幅上升。

　　早先美国债务占GDP的比率大幅上升与战争有关，后来由于适度的支出限制和经济增长，该比率有所下降。而对于社会开支造成的债务水平日益增长，不存在这种自我修正的可能性。其后果是，美国可能更频繁地爆发关于债务上限的争论，以及关于联邦支出的激烈讨论。在这种喧嚣之下，参与者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以及解决该问题的困难。

　　那么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采取任何举措都应根据长期削减支出和支持经济增长这两方面的进展来判断。正如无党派的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在《长期前景》报告中所提醒的那样，美国长期赤字危机的主要原因是支出不断攀升，尤其是应享权益项目上的支出。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强劲的经济增长有助于降低债务与GDP之比。

　　尽管可能的结果有许多种，但特别值得考虑的有三种。第一种是债务上限得到提高。奥巴马倾向于“干净利落地”提高债务上限，随后再探讨支出和税收改革。这种结果在限制支出上没有任何进展，会使个人和企业既担心政府会随着债务攀升而提高利率，又担心政府增税（奥巴马呼吁提高工资、储蓄和投资的边际税率），阻碍经济增长。美国过去多次上调债务上限时都伴随着大规模的财政变化（在过去20年内有过6次）。

　　第二种结果是，双方不顾技术性违约的风险依然坚定各自的立场。这是一种轻率的结果，政客们围绕摊牌进行的作秀在财政上代价高昂。这种结果也是不负责任的，它表明两党对解决支出限制问题的关键需求缺乏理解。这种结果造成的借贷成本上升将恶化财政前景，而预期中的增税将扼杀经济复苏和增长。

　　第三种选择包括两部分。首先，在提高债务上限的同时，双方尽可能就支出限制（可能的数字是未来十年削减3万亿美元）达成一致。上周参议员米奇 麦康奈尔( Mitch McConnell)和奥巴马都暗示了类似的做法，虽然形式不同，但换汤不换药。

　　要使其发挥作用，支出限制还应该减缓应享权益成本的长期增长。第一步举措发出一个清晰的信号：支出限制是得到共识且真实的。这么做可以降低长期利率，而无需美联储(Fed)主席本 伯南克(Ben Bernanke)实施有风险的第三次量化宽松战略。

　　在这一阶段保持当前的税收规则不变，能为复苏提供支持，同时搁置了有关税收的讨论。而第二步的讨论（依托明年的选举）将着眼于税收调整是如同共和党领袖们所提议那样的仅推动税收改革（降低税式支出和边际税率），还是像鲍尔斯-辛普森赤字缩减委员会提议的那样既进行税收改革，又将税收用来削减赤字；抑或如奥巴马提议的，提高边际税率来获得收入以适应未来更高的支出水平。

　　实施长期支出限制的必要性无可争议——靠增税来适应未来支出的变化轨迹是不可行的，在经济上属于自杀行为。但是将税收改革与增税对比讨论是一个适合在明年的总统选战中辩论的政治问题（尽管具有经济后果），为获胜者创造了一个使命。

　　尽管提高债务上限的辩论一部分是政治作秀，一部分是在尽力解决一个严肃问题，但人们必须明白，为了美国的财政和经济未来，这是一个必须建立的债务底线。

　　本文作者是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Columbia Business School)院长、拉塞尔 L 卡森(Russell L. Carson)金融与经济学教授。他曾在美国总统乔治 W 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