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在东莞打工的女子韦某发觉自己的银行卡遭盗取而起诉银行，6月3日，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银行承担70%的责任，韦某承担30%的责任。法院称，韦某未能妥善保管其银行卡密码，为他人进行盗取提供了可乘之机，对存款被盗取亦存有过错。（6月4日《新快报》）

　　按照常理，银行卡被盗取不排除密码泄露的可能，但如果将此作为消费者担责的理由，不过是一种“有罪推定”，与现代法治奉行的“无罪推定”原则背道而驰。在刑事诉讼中，倘若要判定被告人有罪，必须由公诉人举证，而在民事诉讼中，要认定公民负有责任，必须由原告来举证，即如果要判定客户对泄露银行卡密码担责，就必须由银行或法院方面提供强有力的证据，否则只能是“欲加之罪”，不仅让公众难以信服，也让法律失去公信和威严。

　　近年来，银行卡被盗取的事件频频发生， 2010年7月广州客户银行卡在澳门被盗取290万元，2011年3月广州市民林某银行卡被盗刷70万元，今年5月福建市民宋先生银行卡被盗取14万元……这些事例都击中银行卡监管的软肋，众多银行界与法律界人士认为，诸多案例证明银行卡系统防伪能力存在安全隐患，建议相关方面提高防伪认证技术。回到东莞韦某的遭遇上，经法院查明，韦某及其丈夫不存在境外支取存款的事实，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不应该承担责任，银行卡遭克隆并被境外盗取，银行应当负全责。

　　银行出现过错却让客户担责，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曾经的“许霆案”，原本是银行取款机出现毛病，却判定取款人负主要责任，这与银行卡遭盗取客户埋单如出一辙，是对责任认定的本末倒置。而最近辽宁盘锦市某银行行长转走客户一千万存款的案例，充分暴露出银行监管的漏洞，银行工作人员完全有掌握客户银行卡密码等信息的可能，监管体系的不完善才是导致银行卡安全漏洞的“罪魁祸首”。